“今年京西路的棉布比去年又多了许多，朝廷收绢已经没有多大意思，若是三司算着对钱粮无碍，全部免了也没有什么。宫中用绢，和买就是，官员衣赐改为发钱。”

徐平道：“不，现在还不能全部减免。虽然钱粮不需要这些绢，但三司铺子却需要。再者几处市舶司，跟海外贸易也要用绢，还有跟北方市马，都是少不了的。现在三司铺子还是不完善，等到完善起来，便可以由铺子和买，那时候才不需要收了。”

两税在内藏库收入中占的比例已经变小，反倒是市舶司的收入变得重要起来，徐平提到市舶司要用绢，赵祯立即打消了立即减免的念头。徐平跟他说是银行赚钱，最近出了这么多事，赵祯的心里不由打鼓，对于其他增加内藏收入的渠道兴趣明显浓厚起来。

徐平又道：“两税还有几件事要做。一是匣清全国两税的税率，不要再像以前，州县之间轻重不均，民间怨言不小。总的原则，是就低不就高，那些特别高的地方，跟正常的地方拉平，彰显陛下圣德。有了营田务的钱粮收入，这一点做起来倒也不难。在税减少的地方，同时方田，只有方过的田才减免，不愿方田的，照旧交就是。”

赵祯道：“民间田地奇形怪状，方田这种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要选得力的人。”

徐平笑道：“三司官吏跟着司天监学了那么久的算学，方田倒还不难。怕的只是民间隐匿田产不少，这些田主会抵制。所以才有方过田的才减税，没方过的，便就照旧。同时民间买卖田产，要求必须立正式的契约，也一样要方田。”

方田也就是全国耕地的普查，最难的当然是隐匿田产的地主抵制。自宋朝立国之后便就没有做过全国方田，谁也不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耕地。查清之后必然要多收税，地主当然不愿意，会想各办法反对。另外还有技术原因，耕地的形状可不是方方正正，要算清楚面积必须要有几何知识，要是以前，找出足够的技术人员可不容易，现在倒是不难。

宋是灭掉了五代的许多小国统一天下，各国的税收制度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不同的州，甚至不同的县，税率是不一样的。统一前税收重的小国，统一之后那些州县的税收依然还是重，再加上统一战争中，对某些抵抗激烈的地区加了惩罚性的税，这个差距会非常大。极端的地方，相邻的两个县税率可以差近十倍。总地来说，是北方的税比较轻，南方的税比较重，最重的应当是南唐以前统治的范围。

立国六十多年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应该改变，税率需要统一起来。南方北方税率有差别是有现实原因，本来是因为统一前北方是本土造成的，但统一之后军事压力主要由北方地区承担，禁军九成位于长江以北，州县的驻屯禁军粮草由地方负担。这样算下来，北方确实应该比南方的税率低，是一种补偿。但相邻的州县税率也不同就不对了，特别是宣州一带税率高得不正常，让那里的百姓觉得跟二等人一般。

徐平的意思，是按照路一级统一税率。现在三司财政充裕，原则是就低不就高，实际上是对税率高的地区进行减税。减税的同时配合方田，方过的田税就降下来，不方的田依然是按照旧的税率征收。因为有的地方瞒报过多，即使降税可能算起来也不划算，还是会抵制方田，那也就由着他们。这工作持续地推动下去，十年八年总能够改过来。

赵祯听了徐平的规划，表示同意。只要三司自己算着不会钱粮紧缺，这种彰显太平气象的德政赵祯当然不反对，做皇帝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么个名声。

徐平又道：“百姓的负担，除了税便就是役。徭役是减不得的，如果朝廷对地方不征不役，不税不赋，这地方也就不是朝廷的土地了。臣现在是这样想的，以前征役是由地方州县决定，下年开始各路统一，每一丁一年服多少工的役。若是少了，分两种情况，官府没有劳作摊派下去，自然这役就免掉，因为怨不得百姓。有劳作摊派，数目够了，而百姓没有服够足够的工，便就要交钱。同样，如果做了比规定的工更多的，同样发钱。”

“几十年来，一直有臣僚提改役为募，有差有徭官府雇人，百姓交募役钱就好。你这样做，是把征役和募役合在一起，倒也是个办法。不过此事重大，由朝臣商议才好。”

徐平道：“对徭役，确实如陛下所说。但对于差役，还是区分别白，把不一些不当作为差役的单划出来，改为募的好。比如官府里的衙前等役，全部取消，由官府募人。而像乡间的耆长书手之类，还是合并进徭役里。具体如何，以后再论。”

募役法是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当然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实际上跟青苗法差不多，早就有人提出来施行过，王安石进行了总结改良，推行到了全国。

凡事最怕走极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事事走极端，很多好政策也生生搞出无数麻烦来。差役用募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强行摊派募役钱上，最后成了敛财之术。徐平不需要从这些方面敛财，他是用三司的银行和工商业赚出来的钱，补贴这些政策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