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琳身后，站着的是代表皇宫管京师银行的张惟吉，他是内侍，皇帝面前可就没有位子了。翰林学士这个级别，皇帝召见是有礼仪的，虽然便殿可以穿便服，但必须袍带整齐。赵祯是准备休息了，实在睡不着才召程琳来，不着袍带要向程琳表示歉意。

吩咐上了茶汤，赵祯才对程琳道：“白天在崇政殿里，学士讲京师银行现在并没有什么钱向外放贷，而西京银行则现钱充裕。两家银行是一起开的，本钱一样，不过是过去几个月而已，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真的是按着规例就是如此？”

程琳就知道这么晚召自己来，必然是问的这件事情，早早做了准备。

京师银行现在是内府的钱袋子，为皇帝敛财的，赢利能力出了问题，第一个急的就是赵祯。其实这还是其次，皇帝敛财用来做什么？仅仅为了皇宫的消费，根本不需要如此费心费力，真正的用意其实是用这些财力来操控朝政。以前是三司的手里没钱了，利用到内藏库借贷的机会，皇帝乘机用批不批、批多少来影响具体政务。现在有了京师银行，直接可以用对外放贷影响政务，这才是让赵祯睡不着觉的真正原因。

在崇政殿讨论的时候赵祯还转不过弯来，回到寝殿之后，越想越不对。现在向外放贷是用于官方大工程的，还是分期放贷，放多少、怎么放可以直接操控这些工程啊。

朝廷政务一旦定下来，皇帝要想插手也非常复杂，这是从太祖时候起就定下来的祖宗家法。当年太祖想要文思院做个蒸笼，很久都没有完成，他责问负责的人，答他要各种程序，光走流程就需要许多日子。太祖不快，赵普答他，这些规矩不是为他而设的，是用来限制子孙的，为政不能随心所欲。太祖太宗时候定下来的施政核心，便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凡事都立有制度，做事负责的人要互相牵制，这规矩也包括限制皇帝权力。

太宗真宗两朝，内藏库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不是皇帝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而是制度越来越严密，皇帝需要一个绕过制度直接操控朝政的手段。通过成立京师银行，徐平把这手段交到了赵祯的手里，他自己不会用，那怪得谁来？

本来赵祯是想叫徐平来问的，想来想去，还是召了程琳来。不是他信不过徐平，而是身份所限，徐平主管三司，管的就是外朝钱粮，哪怕是无意，也会一不小心就让赵祯着了道。翰林学士到底名义上是内臣，皇帝身边备顾问的，没有利害关系。而程琳又是难得的理财能臣，多年主管过三司，现在又管着钱监，应该没有什么是他没搞清楚的。

见赵祯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程琳从袖中取了一本册子出来，双手呈给赵祯：“陛下，这是设银行的时候定下的规例，陛下亲定。臣恭请御览。”

赵祯接了册子过来，随手放到一边：“等朕有了闲暇，再仔细看它，现在事急，还是请学士把利害剖析明白。到今天这步田地，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册子当时是赵祯亲自同意的不错，但里面的那些条款，到底是为了什么，当时他就有些稀里糊涂。中书已经同意了，赵祯也召集人讨论了几次，还是理不明白，中书天天催着要发下去，他又怎么可能不同意？

程琳道：“京师银行和西京银行同时设立，本钱相同，做的事情也相同，到今天天差地远，只能怪到主事的人和办事的官吏身上。也未必是他们不用心办事，而是对于如何在银行做事还有些懵懂。西京银行主事的是杨告，他原是京西路转运副使，在徐谏议手下见了钱庄在京西路是怎么做起来的，做事都有章法。西京银行下面做事的官吏，都是在京西路长时间浸淫，见惯了这类事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心里都清楚明白。反观京师银行就不然了，主事的郑待制对银行如何做事本来就不甚清楚，下面主事的人，又多是皇宫里过去的内侍，郑待制约束不住。怠臣直言，陛下，内侍们目光短浅了些，为害不小。”

赵祯就不由抬头看站在程琳身后的张惟吉，面色有些不悦。张惟吉有苦难言，那些做事的内侍他也约束不住，闹到这个局面，跟他的关系真不大。

程琳道：“陛下，京师银行的事情微臣也听说一些，跟张阁长无关。张阁长倒是时常让下面的人小心谨慎一些，可做事的人往往矫称圣旨，谁又有办法？”

赵祯就装作没有听到这话，矫称圣旨肯定是有的，但也有不少是真地赵祯自己插手让内侍们做的，现在根本就说不清楚了。知道毛病，以后收敛些就是。京师银行既然可以做影响朝政的手段，以后赵祯还是要不时插手，现在只有装糊涂。

程琳只有把这话揭过，接着道：“依微臣看京师银行，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一是做事的人获利之心太急，失了谨慎。盛夏之时，因为有大笔的钱贷不出去，没有利息收入，而京师百姓又存钱进来，账上不断有利息支出。那时只想着赶紧把手里的钱贷出去，好坐收利息。如此一来，对到银行贷钱的人便就查得不严，在审计司发现不对，要严查的时候，又故意给那些人包庇，导致审计司一直查不清楚。现在手里的钱放出去了，但这些钱到底流向了哪里，只怕银行做事的人心里也没有底。为什么钱监要收京师银行放钱的规模？因为仅从账上就可以看出来，从那里贷钱的公司，有的就是借新钱来还利息，这样风险是极大的。银行对外放贷的风险大了，按照规例钱监就要收缩他放钱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