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道：“回相公，大略的数字还是有的。通算各路，在民间用于贸易的钱数，约在五六千万贯之间，当还有与此差不多的钱被民间藏起来，没有使用。自去年京西路棉布被贩运到各处，飞票被留在京西路，棉布却运到其他地方去卖了。因为绢价不稳，民间贸易不再使用绢帛，又多了这么多的棉布要卖，自然铜钱就缺了。据三司收到的各地公文，京东路开封府，以及两淮荆湖路，都出现钱贵货贱，实际就是民间的钱已经不够用了。一直有人奇怪京西路说是多收了那么多钱粮，怎么就只有飞票，钱到哪里去了，实际就是到这些地方去了。只是贸易和铜钱的流通有个过程，还没有显现出来罢了。”

李迪问道：“那民间缺多少铜钱，有没有个大概的数字？”

“回相公，这个数字现在还不好说的。货泉，其藏曰泉，其流曰布，且不说有多少藏起来有多少在使用，就是流通中在用的钱，还有流的速度一样不一样。同样一贯钱，一年被使用十次，跟一年被使用一次，效果可是千差万别，用十次的一贯钱，跟只用一次的十贯钱，在贸易中的用处，其实是一样的。正常来说，钱一年被用几次，应该是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数。但现在，还不是正常来说的时候。”

货币的需求量不但是跟发行量有关，还跟流通速度有关，流通速度越快，需要的货币实际越少，商业却越发达。当社会经济稳定，这些数据都应当是有大致定数。但现在正是经济剧烈变化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天一变，徐平也说不出大概数字。

见众人不再提问，徐平又道：“惟今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民间缺钱使用，最明显缺的一个数额，就是京西路未兑付的飞票。这个钱民间贸易是要用的，但是没有，便就成了空账挂在这里。账挂在三司，但卖棉布多的几路，却货多钱贵，开始缺钱了。要知天下钱多了物价飞涨，是有害的，便钱少了民间贸易不通，不能互通有无，一样是有害的。我现在讲的要做银行，便就是要把这些缺的钱补全，让贸易通行。如果民间的钱多了，也有办法把多余的钱收回来，稳定物价。”

“具体来说是这样，原来隶三司之下的冶铸司单独出来，专一铸钱。天下产的铜不够怎么办？已经试过小铁钱，但只是小补，还是要想其他办法。按三司铺子购物券和西川交子的经验，可以用钱来印。这里要说清楚，用纸印出来的这些钱，只是补铜钱不足，方便天下交易，本身不是宝货，不能交易便就没有用处。”

从做盐铁副使的时候编《钱法类书》，三司铺子印购物券，到在京西路设钱庄，编《富国安民策》，关于钱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年，京城的大部分官员，对钱法已经不再陌生。用纸钞来代替铜钱实际一直有人在提，不过没有清晰的理论和体系，不成气候罢了。

徐平提出用纸印钞来补充铜钱的不足并不出人意外，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关键是怎么操作的问题。印多少，怎么进入流通，怎么保证发挥作用，这才是难的地方。

作为前任三司使，理财能臣，翰林学士程琳显然比别人考虑得多一些，问徐平：“三司铺子的购物券已经行用了几年，甚是方便，也没有出过问题，可见用纸钞是可行的。不过这印出来的可不是交子，不可能跟交子那样的做法，你先说个章程出来大家参详。”

交子的本质其实是银行券，是按照作本钱的铜钱数来印的，一般来讲本钱是印数的三成，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中国的货币是用来满足国内市场贸易需求的，没有金本位银本位的传统，也没有那个需要。国际贸易是中国用茶叶瓷器丝绸等货物换来金银宝物，一向都是金银净流入，没有积攒金银进口货物的需求。这一点是中国传统与历史上的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周边的国际贸易中，茶和丝绸可以代替金银。历史上欧洲的货币传统和经验，对古代的中国其实没有用处，中国的货币发展自成一体。一直到徐平前世的时候中国货币政策其实也是别成一派，并不跟基于国际贸易的国家货币策一样。

交子如果看作纸币，那么实际上就是铜钱本位，还是建立在铜钱货币的基础上的。

徐平要做的是真正的货币，能够调整经济的货币，跟银行系统结合起来，交子的模式当然不符合需求。至于滥发，只跟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都不能遏制。真正讲起来，政权是暴力统治机构，不用滥发货币敛财，也可以用苛捐杂税加重税赋敛财。真正要限制的，是政权从民间过份征敛的冲动，而不是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是本末倒置了。

想了一会，徐平道：“以前是铜钱，由冶铸司和各地钱监铸造自然无事，但如果是用纸印钞，则就不能如此做了。制多少钱出来，必须由朝廷统一掌控。我是如此想，冶铸司和各地钱监，全部单独出来，别为一司，由朝廷重臣提举，专一管铸钱印钞。铜钱纸钞全部加总一起计算，数量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诸位参详。”

“第一是从民间收上来的铜钱，还有左藏库以及各地州县库里所存的钱，收一枚铜钱进来便就铸一枚新钱。新铸的铜钱要跟旧钱不同，但重量应该基本一样，以保证新的钱价不跌。至于这新钱里多少铜钱，多少纸钞，便由新设的钱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