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编的《富国安民策》晏殊虽然参与得不如经前多了，但也没有不闻不问，特别是前面的纲目部分，还是认认真真地审阅过了。

讲富国，便就无法不讲如何营利，讲营利，就无法避过义利之辨。凡是涉及到国家理财，这个年代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义利是不是对立的？谋利是否是不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空间逃避。不义则为贼，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理财就没有正当性。

在京城的时候，徐平曾经跟赵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过，钱粮为纲是天下公利，公利是大义。现在编《富国安民策》，依然是循的这个思路，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是人之所欲，无所谓对错，只有跟公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私利跟公利不冲突的时候，就是无害的，跟公利有冲突的时候，公利先行就是义，因私废公就是不义。

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为了在舆论上不落下风。至于什么是公利，什么是私利，什么情况下是因私废公，什么情况下不是，实际上真正说起来可以扯出无数内容，而且永远也不能分得清清楚。这只是一个原则，是道，怎么执行原则，是技术性问题，是术，道术之间纠缠不清，远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这一部分的文章是徐平所写，晏殊最近一些日子改的就是这部分内容。徐平的文章说理清楚，有理有据，但是感染力不行，缺少文采气势。用这个年代的话来讲，就是徐平的文章尚古，属于尹洙和欧阳修等为代表的那一个流派。但古文运动从唐朝韩愈提出，到现在都没有成为文坛的主流，特别是官员的说理性文章，更是以时文为尊。这个风气要等到欧阳修人过中年，成为文坛领袖之后才扭转过来，现在还远得很。

晏殊是时文大家，文坛领袖，这一部分内容他几乎是按着徐平的意思重新写过，意思还是那个意思，文字则几乎没有相同的。这是徐平欠缺的地方，他虽然也苦学，但骈四骊六的文章一是缺少知识积累，再一个缺少语感，总是写不出那个味道来。

这就是欧阳修在文学上强于别人的地方，他是古文运动重要的旗手，但时文不比任何一个人差。中进士入馆阁全都是靠的时文功底，就连最早受知于时文大家胥偃，娶第一个妻子偃夫人，也都是靠着时文的文采斐然。

古文指的先秦诸子的文意，重在说理，而不讲究华丽的辞藻。时文则是从魏晋六朝流传下来的赋体，讲辞藻，讲排比，讲典故。朝廷最重要的公文制和敕，是时文使用最广泛的领域，也是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内外制任职资格最重要的考察内容。徐平在这一个方面的欠缺，使他不能走词臣的捷径，只能老老实实地靠着政绩打拼。

把手中的文章又重新看了一遍，晏殊揉了揉酸痛的双目，轻轻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三月了，在京西路不能一直拖下去，但回京城如何交差，他还是拿不定主意。按照吕夷简的意思，回去之后罔顾事实，强压京西路按政事堂的意思行事，他的心里不愿。但是与京西路的官员一起，与吕夷简针锋相对，直接掀桌子，他实在下不了决心。

吕夷简在朝里的势力有多大，他是了解得最深的人之一，这么多年出入内外，日子也不是白混的。跟吕夷简作对，很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自己又得被贬出京城。而且吕夷简只有六十多岁，在朝堂里根基稳固，一个不好自己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回朝堂了。

晏殊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个富贵闲人，这个决心真地不好下。

王尧臣从远处过来，见晏殊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便走过来看桌子上的文章。读到最后不由赞了一句：“学士妙笔，此文经你一改，面目迥然不同！”

晏殊睁开眼睛，看了看王尧臣，自嘲地摇了摇头：“伯庸以为此文说理可还清楚？”

“岂止是说理清楚，而且文中自有一股气势，如山洪之发，气势磅礴！说起来徐云行胸中自有天地，眼光独到，往往能发前人之未想，但写到文章上，却总是缺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