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进了三司，真正掌管财政，才算是对五等户制有了清醒认识。总的来说，租庸调制、五等户制和纯粹的两税制，对民间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论之。

徐平作为京西路的转运使，有权在本路对五等户的标准进行微调，他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利用划分标准，促使民间资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而不要沉淀下来成为无用资本。

牛和农具便就是一个例子，把牛和农具计入户等资产里，农户便就没有养牛买农具的积极性，用到的时候候宁愿去租。这也是地方州县有大量官牛和农具的基础，不愁租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部分资产，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

哪些不计入户等资产，哪些减少占的权重，哪些要加重权重，可以从制度上调节民间资本的流向。比如牛计入，而驴不计入，则民户肯定会多养牛而少养驴，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可以据此类推。这种效果，是靠官员具体施政所不能达到的。

赵諴也道：“委实是如此，每到家耕时节，民间缺牛，为此引起的纷争不可计数。而官府手里的耕牛，又被主管的官吏赖此为奸，不独收受贿赂，而且伤害民生。不如牛不计入五等户的划分之内，劝民养民，省多少麻烦。”

徐平想了想，对在座的蔡州王质、唐州王贽和汝州的赵諴三位知州，以及孟州的李参和郑州的卢革两位通判道：“到底有哪些不宜算入五等我户的资产里，你们每个人都写份书状来，转运司参详。对了贾提刑也可以说一下，民间纷争最多的是什么，统一考虑。”

说完，又对杨告道：“你行文各州县，让他们也同样写书状来。乘着这次闰年录刚刚编完，大家的印象还都深刻，把这件事做了。我说几个原则，你们记下来，合不合适也可以提不同的意见。一是土地是重中之重，自然是第一项。但是种粮食的土地是一种，最好由转运司参详地方州县的意见，定下一个价格来，不要到了时候按粮价去估。再一个各地水土不同，官府又劝勉农民种一些作物，是不是可以打一个折扣？如此一来，可以让百姓主动地种一些合适更好的作物。而不种粮食的，如何去定价？比如桑田、芦苇荡、竹林、藕田以及养鱼养虾的这些，怎么去折扣甚至免掉。也是一样的原则，定个价下来，不要到了时间按市价让官吏去估钱数，让他们上下其手。”

赵諴笑道：“都漕如此做，是利民的好事，只是有些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才要由我们做啊。若只是安坐官衙处理些杂务，又怎么显出谁是能吏来呢。今年冬天，我要主持修河，同时把这件事做了，也显得我能干事。”

想到这里，徐平又道：“对了，乡村民户定户等，其他也一并考虑，这次都定下来。比如房子该怎么计价？我听说有的地方，定户等的时候，到民户家里数房梁，甚至看窗户用了多少木材，这不是胡来吗？依我之见，定一个简便易行又合理的规例出来，让各地按规例做事。乡问的水渠、磨坊、渡船及水井等等要别立规条，不要按着造价去算进百姓的户等里，那样谁还去建这些？不能不算，又不能那样算，同样要立规条出来，劝谕民间。”

几个人一起笑道：“都漕说得不错，渡船最是无谓。本来是方便百姓出行的，结果却要算用了多少木材，花了多少人工，一起计入户等。现在一般地方，都没有民间渡船了。”

徐平点头：“定户等是个精细活，一定要用心考虑周全了，才能利国利民。如果只是让公吏一味胡来，每到闰年地方上都要折腾一次。”

“至于城镇的房廓户，也要别立规条。以前房产是第一大宗，这自然不错，但算得太过复杂，也尽量简化下来。比如城里分坊，哪个坊的地价高一些，哪个坊地价低一些，相差不会太大。还是把地价作为最主要的，做起来简便一些。最多分个几等，特别华丽的那些多算一些就是了。有的房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租出去收租钱，或者为店铺，这些算起来与住房自然不同，也要立规条。至于各行各业，最好都有规条出来，家里开质铺是一个算法，开茶铺又是一个算法，客店当然也应该有不同。不仅仅是按着一年赚多赚少算，还要把官府鼓励百姓做什么，不希望百姓做什么，这些统统都算进去，以为奖惩劝谕。这些都要立规条出来，一个原则，尽量不要让办事的公吏随心估计，而是有个准绳。”

公吏上门做这些事情，你好酒好肉招待是一回事，只能端出一碗清水是一回事，有的时候就靠他们的一张嘴。施政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高素质的官吏不是没有，但只能在一时一地，长久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尽量减少他们的主观意识占的份量，以客观的标准为主，虽然不能完全做到，总得有这个意识。

见众人都不说话，徐平笑道：“唉呀，说起坊廓户分户等，那可比乡村五等户麻烦得太多。分十等还是十二等，各地不同，按多少钱划，各地不同，物产怎么折钱，那就更加不同了。洛阳城是天下第一个划坊廓户等的，说明什么？说明这城里，不分户等官府根本无法施政。所以说，对西京这个坊廓户的分等尤为重要。按我所想，坊廓户的分等，也要遵循一个原则，就像乡间把牛、驴、骡等单独划出来差不多的意思。能够赚更多的钱，给官府交更多的税的，可以算的少一点，坐吃利息的，算得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