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利不百，不变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到了真宗后期，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

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变不行了。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

这是历史的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

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这个时候，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无法指导政治实践，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反之，脱离了社会实际，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夸夸其谈谈的理论只会祸国殃民，甚至走向败亡。

每当清静无为的政策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儒家便就成为备选。西汉的时候如此，这个年代也是如此。范仲淹这些人正是以儒学复兴为号召，从学术上入手，行社会变革之实。

这个时候，正是新复兴的儒家向实际执行的黄老思想冲击的时候。表现出来，便是范仲淹与一群儒家新兴士人跟吕夷简为首的旧官僚的斗争。

徐平不是儒学大家，但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书，又有前世记忆，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

但徐平还是不敢冒然加入战团，因为新兴的儒家的还没有上位，内斗已经开始。范仲淹能够超脱于这内斗之外，成为各方共主，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够如此幸运。

新儒家的内斗，其实还是没有超出先秦的格局。主流是韩愈尊孟一派，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悄然兴起的还有自成一家的新学派。

孟子讲性本善，一切由此而起，落到政治上就是宽政爱民，其他都是补充。

荀子讲性本恶，向服务帝王的方向一变就是法家，向讲究礼制的儒家方向一变就是三纲五常。因为人性本恶，必须要有强势的规条来约束，这是根本。

小众的是所谓性朴论，即人生来本是无善恶的，一切在于后天教导。这便要求广兴学校，教民向善，刑罚宽严适当。

而在这些观点之外，又因为孟子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倡“以意逆志”，让后人可以在经传上别开生路，甚至“六经注我”，一些本与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而根本上，却是为了变革做学术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