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徐平对这个年代的官和吏的态度很复杂，态度摇摆不定，行事便就犹豫不决。

公吏的俸禄微薄，哪怕是收入比较高的中央各个衙门的公吏，合法收入也仅仅能够勉强糊口，在京城生活比较困难。

但实际上几个油水多的衙门，比如三班院流内铨，审刑院和三司等衙门，小吏们的生活相当滋润，甚至比馆阁任职的很多进士高第都富裕得多。这当然没有什么诀窍，简单一句话就是无人不贪，说没有一个干净的可能有点绝对，但也大致相差不远。

自从太宗时候封死了公吏参加科举的道路，投身为吏的大多都就是奔着赚钱来的，图的就是用手中的小权可以变现发财。公吏两大来源，一是世代为吏的，再一个就是官员子弟不成器，托关系为吏人，好歹有个铁饭碗。

几十年下来，公吏这一阶层已经成了一个大染缸，哪怕清白身子进去，想再清清白白地冒出头来，那是千难万难。不想同流合污，周围的吏人也容不下你。说穿了，小吏们由于常年处理具体的事务，很快就会对手中的权力失去敬畏之心，贪渎和玩忽职守几乎是一种本能。别人眼里，害得有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横死的惨案，在他们眼里可能就只是多写一张纸而已。数万贯的巨资，在他们那只是多签一个名字，怎么能管住自己的手。

这时候就显出了科举出身官员的价值，他们到底不是从那个染缸里出来的，说得不好听一点，想同流合污也没有路子。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牵制公吏。

科举地位的升高也同时伴随着胥吏地位的下降，这本来就是天生的仇家，是统治机构的一体两面。把这个关系调整好了，整个统治构就能有比较高的社会治理效率和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如果官与吏的关系紧张，内耗的巨大的成本便就要转嫁到整个社会去承担。

而如果一旦这对统治者本身内部的矛盾失衡，后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公吏强势官员就失去了作用，这个污浊的大染缸会侵吞整个社会，政权的统治就会成为笑话。要么用其他方法清洗掌权的公吏，要么就要重新寻找对公吏进行牵制的力量，别无他法。

换过来官员彻底压倒了公吏，对公吏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公吏的毛病会很快向掌权的官员传染，整个官场重新变成一个大染缸，再没有清白的官员。

矛盾无处不在，矛盾也是事务本身发展的动力，妄想消灭矛盾，换来幻想中的长治久安，从而一劳永逸，无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徐平对前世课本上的具体内容很多都记得不甚清楚，对矛盾论却牢记于心。善于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矛盾，清楚次要矛盾，并主动利用矛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个年代，如果说小吏们是终究要冲垮堤坝的洪水，官员就是调节水量的闸门；小吏们是终究要冲下悬崖的疾驶的马车，官员就是车上能够停车的驭手。

两者既斗争又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在邕州时蔗糖务由于是徐平一手建立起来，一直都处于快速发展期，这对矛盾还不明显，徐平感触不深。在三司任职的这些日子，徐平才对官与吏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正是因为看清楚了，才轻易不敢下手。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事情闹得太了有可能彻底葬送自己的前程。徐平是想做事，可没想把自己搭进去。

既然刘沆要趟这浑水，徐平自然不会拦着，或许这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节点呢？下属去做事就有了缓冲，真出了事徐平尽全力保他就是，把属下做弃卒的事情徐平做不出来。

刘沆让一部分厢军与自己一起换上公吏的衣服，让其他人扮作平民，向徐平拱手行礼：“副使，下官这便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