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树打了个比喻，以四艘联合力量级为核心的奥匈舰队如同宫廷卫士的佩剑，华丽、高贵、锋利，御敌卫国绝无问题，但不适合像斧头一样砍伐树木。

对于夏树的回答，卡尔一世若有所思，紧接着，他又问如果奥匈舰队与意大利舰队爆发决战，哪一方的胜算要大一些。

夏树回答说，这或是利萨海战的翻版。

听到这个答案，卡尔一世先是露出满意的神情，但转念一想，脸色却又阴沉下来。

利萨海战是近代历史上一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海战，对战双方——意大利和奥地利舰队，以前者为强，而后者依靠顽强的斗志、出色的战术以及一定的运气成分赢得险胜，也就是说，结果是好的，折射出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面有愁容的卡尔一世又道：“我国的联合力量级若能进行全面的技术改装，能否跟英国的乔治五世级抗衡？”

由这个问题，夏树可以看出这位新奥皇对海军事务有着较高的关注度，而且对海军的技战术颇感兴趣，这跟故去的费迪南大公如出一辙。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根源还是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互为假想敌的地缘关系。根据伦敦停战协定，奥匈帝国从英国人手里得到了一艘铁公爵级和一艘圣文森特级，后参战的意大利只得到了一艘蒙受重创的乔治五世级，看起来是奥匈帝国占得便宜，然而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以及二元制固有的问题，两艘赔偿舰的修复工作时断时续，至今还是半拉子工程，意大利人则展现出了少有的高效率，他们不惜重金将那艘赔偿舰修复，使之成为本国海军的主力先锋，从而联袂“但丁”号、三艘加富尔伯爵级以及两艘新服役的卡伊奥·杜里奥级，组成了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无畏舰队，对奥匈海军形成了空前的压倒优势。作为回应，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分别通过贷款和发行国债的方式，募集到了修复英国赔偿舰的资金，并提前开工了两艘装备380毫米主炮的超无畏舰，然而以奥匈帝国造船工业的效率，这些应急之举起码要两到三年才会显现成效。

跟英国的乔治五世级一样，意大利海军的加富尔伯爵级和卡伊奥·杜里奥级均为二万五千吨级，但它们悉数装备46倍径的305毫米主炮，装甲防护水平稍逊于乔治五世级和联合力量级，而且实际航速远没有达到设计水准，所以总体实力比乔治五世级差了不少。如果改装后的联合力量级能够匹敌乔治五世级，公平对等的情况下自然有较大的机会胜过中庸无为的加富尔伯爵级和卡伊奥·杜里奥级。

在德国海军任职时期，夏树便密切关注着各国主力舰艇的发展情况，如今成为爱尔兰的灵魂人物，主导爱尔兰造船工业的特色化发展，对各方信息依然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卡尔一世所提及的主力舰，夏树了然于心，奥匈海军的联合力量级在设计上优于同时期的意大利无畏舰，但排水量和设计构造限制了它的改进空间，无论是升级主炮倍径还是强加口径，或者将所有最先进的辅助设备都塞进舰舱，都难以跟英国海军的乔治五世级抗衡。

见夏树沉默不语，卡尔一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他神情凝重地点点头：“陛下说得对，这个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经济，只有经济状况提升了，其他方面才有可能跟着得到提高。”

夏树审时度势地安抚说：“只要同盟国体系稳固存在，意大利必不敢造次，他们的海军只是看着强大，实际上是缺乏战斗精神的空架子。若陛下信得过我的判断，大可以推迟两艘新式主力舰的建造，以潜艇、鱼雷艇和飞机充实海军，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

这个善意的建议是明智的，但不足以帮助奥匈帝国从错综复杂的困境中走出来。卡尔一世的情绪依然不高，这跟他之前在公众面前的状态判若两人。接下来，他又跟夏树聊了些技术方面的话题，直到会晤结束，双方连一份口头协定也没有达成，但在夏树看来，此次会晤最大的收获在于两位君主第一次了解到了彼此的想法，而且卡尔一世颇受触动，他允诺会认真考虑夏树的建议，并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回访爱尔兰。

对于无果而终的会晤，夏树稍感失望，但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执掌爱尔兰大权之初，他自己也曾为了国家的发展大计愁思忧虑，夜不能寐。爱尔兰能够有如今的成就，他所倾注的心血是绝对的关键，可是同样的道理在奥匈帝国以及卡尔一世身上或许并不受用，即便卡尔一世能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正确的决断，也未必能够引导这个二元帝国枯木逢春。在英德俄奥这四大帝国中，奥匈帝国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其发达地区与西欧相比毫不逊色，维也纳一直以中欧文明的代表自居，然而局部地区的先进拯救不了整体的失败，在一个同质化统治成为力量来源时代，帝国的高度混杂的民族状况与分散的政治结构，都成为致命的弱点。

简单来说，加利西亚的地主认为它们应该统治该省，因它们历史上是波兰立陶宛王国统治精英，但该地区的乌克兰人不服。捷克社会与政治精英认为它们的祖国波希米亚应取得与匈牙利一样的自治地位，但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对捷克人作出让步，就引起波希米亚的少数民族德意志人的抗议。奥地利讲德语的精英认为它们自己代表了中欧的高等文明，认为给予非德语居民更多权利阻碍了文明进步，但这种民族主义对族群关系起到了很大的撕裂作用。

19世纪，帝国境内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推进，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经济社会分层与民族边界出现重合时，弱势的民族就会发展出对强势民族的怨恨。例如乌克兰与斯洛文尼亚小农与佃农对波兰与马扎尔地主出现很大不满，而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都会导致提高对自治的期望。比如说，工业化的波希米亚的捷克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帝国下放行政权力，但哈布斯堡皇室担心权力下放会造成捷克人对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居民的压迫，因此不愿批准。结果，这一地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街头冲突比比皆是，甚至帝国议会中的捷克议员和德意志议员也经常发生激烈冲突。

在20世纪前，帝国用以整合各民族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主义与天主教，但到了20世纪，两种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很大的缺陷。奥匈帝国和德、英、法等发展迅速、实力雄厚的成功国家靠得太近，臣民们难以避免作国际对比，从而得出哈布斯堡皇室统治能力低下的结论。天主教原先在帝国的整合上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初，世俗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迅速降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哈布斯堡皇室为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引入的宪政改革并没有弱化帝国内的民族冲突，甚至为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