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艘战列舰，2艘战列巡洋舰，11艘装甲舰，26艘轻巡洋舰，420艘各式鱼雷艇，德国海军现役舰艇的总吨位刚刚超过一百万吨，约为英国海军总吨位的45，尽管相差一倍，但德国海军最大的优势就是兵力集中。面对英国海军可能主动发起进攻的威胁，德国海军迅速按照参谋部的作战预案进行部署。在日德兰半岛西侧，地处北海之滨的威廉港，德国海军仅留少量旧式舰艇和两个中队的高速鱼雷艇部队驻扎，海防重任由坚固的威廉要塞群担当；在日德兰半岛东侧，位于波罗的海西南岸的基尔，德国海军集结了所有舰龄低于15年的舰艇，并配属了大部分的飞行侦察部队及海军陆战旅。只要英国舰队驶入斯卡格拉克海峡，德国公海舰队便将驶出港口，在丹麦海域迎击强敌。

1911年的德国海军，已不必再像1904年那样对英国海军的威胁感到无端的绝望。火力凶猛的拿骚级和赫尔戈兰级无畏舰，航速迅敏的两艘新式战巡，训练有素的潜艇群，以及规模首屈一指的高速鱼雷艇部队，拥有这些强悍的海战武器，德国海军的战术可选择余地大了许多。在夏树看来，硬碰硬的较量尽管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只要时刻保持冷静灵活的头脑，以主场之利击退英国舰队的把握仍然很大。

此刻真正让夏树感到忧心的，反而是人在布洛姆堡王子领地的夏洛特。

带着沉重的心情从个英国归来，她忽然间发现自己的祖国随时可能卷入同德国的战争当中，更让她感到心悸的是，德国的几乎每一张报纸都在抨击英国，两个国家的新仇旧恨如同火山岩浆奔涌而出，势不可挡。夏洛特因此陷入了深深的忧思，在夏树面前，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袒露心扉，而当夏树奉命返回基尔备战时，她既没有选择与之同行，也没有出言阻止，而是满目伤感地目送夏树离开。

这一切都让夏树心神不宁。

数日之后，蹲守在英国的德国谍报人员发来一条颇具分量的新情报：隶属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主力舰只出现在泰晤士河口，至此，英国海军已集结了至少40艘战列舰和4艘战巡，装甲巡洋舰的数量达到22艘，轻巡洋舰为37艘，驱逐舰和大型鱼雷艇近140艘——近两百艘钢铁战舰在同一海域列队集结是怎样一幅震人心魄的场景？

相较而言，在本土海域以逸待劳的德国舰队虽然拥有近500艘作战舰艇，可其中一多半都是单艇重量不足20吨的高速鱼雷艇，它们搭载1到4枚鱼雷，战斗航速超过35节，活动半径在30到160海里不等。早几年，列强国家相当重视这种性能突出、造价低廉的小型舰艇，但在部队批量列装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发现这些片面追求高速的鱼雷载具就像锋利的匕首，刺杀格斗尚可，却不太适合正面交战，作战效率又受海况影响较大，因而热度渐消，战略上也不再像从前那般忌惮。

针对英国海军摆出的咄咄逼人态势，德国公海舰队随后在基尔湾举行演习，由20艘航速较慢的前无畏舰坐镇中列，4艘拿骚级搭7艘装甲巡洋舰、3艘赫尔戈兰级配11艘轻巡洋舰分别组成快速打击纵队，2艘战巡领4艘轻巡洋舰担当战术奇兵，高速鱼雷艇编为6个快速突击群，针对英国舰队进入斯卡格拉克海峡后的不同路线进行了昼间和夜间的战斗操练，并有意放出消息，德国海军已在经丹麦海域进入波罗的海的必经之路——大贝尔海峡和厄勒海峡的航道附近大量布设水雷。

日复一日，这个时代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两支舰队相隔数百海里要相对应，火星撞地球式的拼杀迟迟没有到来，反而是德国国内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企业、商人乃至普通民众皆因股市暴跌而蒙受了沉重的经济损失。之所以如此被动，是由于新兴的工业国家的资本财力大多投入生产设备，国力虽强，金融力量却相对薄弱。

德国的陆军将领们不惧英国派兵参战，但首相贝特曼、海军首脑提尔皮茨等人以国内局势不稳及军事准备不足为由力主和谈，处理摩洛哥危机的关键人物，外交国务秘书基德仑，因为英国出乎意料的强硬立场而转变了态度。德皇威廉二世一开始就不愿为了摩洛哥问题同法国开战，经不住皇储等人的劝说才同意进行战争准备，眼看进退两难，他只得请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出面斡旋。

法国人心知军事实力不济，俄国盟友又拒绝施以援手，就算英国舰队能够碾碎德国海军，陆上战事仍将给法国本土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于是，法国人同意作出让步，保证不损害德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并且提高补偿条件。

法国方面让了步，英国对此也予以默认，德皇威廉二世遂令外交部门重启与法国的谈判。经过数周的努力，德法两国基本达成一致，德国率先撤走了在阿加迪尔停留多时的“柏林”号巡洋舰和“豹”号炮舰，法国则在新的摩洛哥协定上签字：两国同意确保摩洛哥主权独立的1906年《阿尔赫希拉斯总议定书》作废，德国承认摩洛哥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殖民地——法国的保护国，并保证德国在摩洛哥只追求经济利益；法国保证不在关税和贸易自由以及铁路运费等一切方面允许不平等待遇，同时向德国转让法属刚果约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其中包括两处条件尚可的海港，从而使德属喀麦隆殖民地获得了出海口。

对于英法德三国的领导者而言，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英法国内的反德情绪也渐渐平息下去，但在德国，民众却对协定内容深感失望。在许多德国人看来，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诉求，甚至不惜一战的有力行动换来的只不过是法属刚果布满沼泽和丛林的落后地区——部分是完全没用的，部分是几乎没用的。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得社会舆论纷纷将矛头对准政府，各报纸基本众口一词地谴责德皇和政府软弱，甚至将威廉二世称为“胆怯的威利”！

在德国的帝国国会，各党派也竞相向皇帝和政府发泄不满，就在法德摩洛哥协定签署后5天，帝国国会进行了长达3天的辩论，期间首相贝特曼被迫进行了两次长篇发言为自己辩护，而保守派则强烈谴责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妥协退让，认为此举牺牲了德国的尊严。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干脆指责政府害怕战争，称德国人民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政府和皇帝的怯懦却让人极度失望，他们应该为德国遭到外交耻辱负起全责——每当议员们进行这种指责时，威廉皇储都在座位上鼓掌表示赞同。

“民意”的强烈抨击当然使德国的决策层懊丧不已，以至于让他们暗自下定决定，在下一次“考验”时不再退缩。正如小毛奇对自己的一位朋友所说：如果我们再次夹着尾巴溜走，躲开这类事，如果我们不能奋起提出我们准备用剑来实现的有力要求，那么我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前途就要充满怀疑了，我也要辞职，但我首先要建议取消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并把我们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这样我们就能不受干扰地挣钱并变成弱智。

在协约国方面，这场一度濒临战争的危机进一步刺激英法加强军事同盟关系，不久，两国海军就达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合作协议：英国海军将地中海舰队的主要舰艇编入本土舰队，法国海军则把大西洋上的舰队调往地中海，这不仅加强了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威慑，更意味着英国承担起了保护法国西海岸的责任——无论法国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卷入同德国的战争，英国的参战已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