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传统是在决斗时向对方扔下白手套）

法国的软弱态度固然到了令人耻笑的程度，但德国皇帝和他的政治幕僚们在这个时候也犯了一个很大的疏忽，他们觉得以武力恫吓法国政府的目标已经达成，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免激化法国军民的仇德意识，因而提议以国际会议的方式协商解决摩洛哥争端。在德国决策者看来，法国企图独霸摩洛哥的计划损害了大多数列强的利益，在德国军事占优的情况下，列强国家应当在国际会议上支持德国、打压法国，然而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德国政府的倡议只得到了奥匈帝国的呼应，冷场的局面令人尴尬。

以1905年夏天的国际形势，即便不召开国际会议，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也不致于落入下风，造成局势大变是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意外——1905年7月，在威廉二世的提议下，因远东战事失利和国内革命运动而窝火不已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乘坐皇家游艇前往芬兰湾与之会晤。在德国的“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艇上，威廉二世拿出了一份俄德条约的文本，询问沙皇的意见。因为在日俄战争中被英国人摆了一道，沙皇希望用德俄同盟条约狠狠回敬伦敦。不曾想，两位帝国统治者的美好愿望没能得到各自臣属的支持。俄国大臣们不仅极力反对德俄同盟，为了搅黄此事，他们还故意将条约的内容泄露出去，这立即激起了法国人的强烈抗议，也让英国人坐不住了。在英国政府的怂恿下，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面对德国动员后备军的军事威胁，法国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动员，并在1906年新年伊始大举向法德边境增派军队，两国一度濒于战争边缘。

虽然英国政府允诺向法国派遣105万名远征军，若是双方开战，德国军队依然有很大的把握赢得胜利。关键时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受邀出面调停，并承诺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投资。在用大炮还是外交解决争端的问题上，德国皇帝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后者，他决定派代表参加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举行的国际会议。事实证明，威廉二世和他的现任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根本没有俾斯麦那样的外交才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除了奥匈帝国支持德国，其余列强皆站在了法国人一方。受到孤立的德国政府最后不得不在军事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接受《阿尔赫西拉斯决议》：法国撤回部分对摩洛哥实施的管制，但依然控制部分重要地方，摩洛哥的警察控制权则由西班牙掌握。

对于雄心勃勃的威廉二世来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他相对温和的结盟主张受到了来自国内主战派的严厉指责，而这次失利也让他产生了一个过分绝对的观念：在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以多边会议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毫无意义。与此同时，德国统治阶层认识到了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于争夺海外殖民地，对于跟英国这个毫无信用可言的世界秩序仲裁者打交道的极端必要性。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对英法俄三国的影响同样深远，法国人看到了协约的好处，他们意识到只有联合英国、俄国才能对抗军事强大的德国。要对德国复仇，要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要洗雪凡尔赛和色当的耻辱，就必须激化英德和德俄矛盾，这使得更为倾向在各个方面对德国采取挑衅性的态度。英国人则认为德国的意图是突破现有世界秩序而统治世界，大英帝国的战略重心因此从东方殖民地转回到了欧洲本土，德国因而超过俄国而成为了英国的首要敌人。不久，英俄签署《关于波斯的协定》、《关于阿富汗的专约》和《关于西藏的协定》，淡化了两国长久以来的矛盾，英法俄三国得以真正建立起紧密的战略联盟关系。

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结束次年，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埃尔。克劳向内阁提交了著名的《克劳备忘录：英国对法德关系现状》，核心观点是德国对“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使得德国与英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证据是德国追求世界大国必然会要求获取海上霸权，这与大英帝国的生存是矛盾的；结论是要维护大英帝国的生存就必须全方位地挫败德国，英国必须对德国保持强硬政策。《克劳备忘录》此后成为了英国对德国政治上丑化，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经济上打击的遏制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对外部世界的敌意显著上升。帝国首相冯·比洛在一次国会演讲时宣称：“一项旨在包围德国，在德国周围形成由大国组成的包围圈，以便孤立和瘫痪德国的政策对于欧洲的和平将是灾难性的。形成这样的包围圈不可能不对德国产生压力，而压力必然引起反弹，这种施压和抗压的结果最终将产生爆炸性结果。”

时光飞逝，威廉皇储球场的落成、“威廉皇储杯”的开幕以及威廉皇储的婚礼都已成为一年前的故事，以德国王子约阿希姆之身获得重生的夏树又长了一岁，灵魂的年龄无从计算，这副躯体的生理年龄则是如花似锦的16岁。这一年，日俄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摩洛哥危机的阴影让大半个欧洲惶恐不安，所幸的是，战争最终得以避免，德国、法国和英国各自取消了军队动员令，预备役军人解除在役状态回归生活，从未停滞的贸易航线依旧船来船往、繁忙不已。在此期间，“不莱梅水手”队以优异的表现夺得皇储金杯和巨额奖金，这项赛事也大大促进了足球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而在德国海军和陆军内部举行的循环制足球联赛也已拉开帷幕。另一方面，德国皇室交予夏树掌管的弗里德里希皇家船舶造修厂全面完成了扩建升级，基于皇室的追加投资和夏树的个人出资，船厂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主要股份仍为德国皇室持有，夏树则从纯粹的经营者变成了拥有百分之二十股权的“大股东”，原本归他所有的另百分之十股份作为奖励分给了尼科拉斯·威泽尔等7名船厂骨干人员。

通过扩大规模、引进新型设备和技术人员，弗里德里希船厂除了继续垄断德国海军的高速鱼雷艇订单，还成功拿到了德国海军1906年级大型鱼雷艇的建造订单，负责59艘总计划中的19艘。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多时间里，它的中型船坞将全部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雇佣的工人数量突破千人——不仅重现了该船厂鼎盛时期的光辉，更有着让人看好的无尽潜力。

以英国桑尼克罗夫船厂的经验，即便只专注于鱼雷艇建造，弗里德里希船厂也能够赢取大量利润，但着眼于德国海军的战略格局，夏树决意用一种公私双赢的形式弥补它的短板，即以弗里德里希船厂为平台设计建造更多种类的海军装备。约翰·霍兰领导的潜艇分部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他们在1905年冬天就成功建造了第一艘150吨级的试验潜艇，并且凭借良好性能引起了德国、瑞典海军的兴趣，弗里德里希船厂最终将它以120万马克的价格出让给了瑞典人，而随之设计建造的300吨潜艇很快被德国海军预定，交付使用之后，它得到了u-5的正式编号。巡洋舰方面，船厂从荷兰招募了一批拥有巡洋舰维修建造经验的技术人员，通过低价为德国和沙俄海军维修巡洋舰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时下正踌躇满志地为建造第一艘现代巡洋舰做准备。

第46章 摩洛哥危机：挫折与机遇（下）

1906年5月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日子，夏树以旁听身份列席帝国议会。发言台上，一身戎装的德意志皇帝正慷慨陈词。按照帝国宪法，任何人都不能直接干预国会针对某项议案所进行的讨论和表决，但皇帝可以对国会的表决结果行使否决权，也可以在表决开始之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争取议员们的支持。

“阿尔赫西拉斯决议是对德意志的藐视和欺凌，我们的敌人和商业上的竞争者串通一气，无耻利用国际法的投票规则，作出了对德国极不公平的决议——我们的神圣尊严受到了侮辱，我们的合理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的人民对此无比愤慨，我们的军队为此感到深深的羞耻。诸位，我们的参谋本部当时认真考虑过开战的影响，毫无疑问，我们的陆军可以一举摧垮法国人的防御，让他们自色当战役后再一次向我们俯首称臣，但是，哪怕战争只维持一个星期，我们耗费数十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商船队也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海军不能够保护我们的商船，因为英国人的参战言论吓住了我们这支可怜的海军，因为我们的海军不像陆军一样有让敌人畏惧的铁拳，因为我们的海军没有一副足够坚硬的盔甲！”

尽管这番言论狠批了德国海军的弱小与无能，与夏树一样前来旁听的提尔皮茨非但没有难过和羞耻的表现，反而容光焕发、精神奕奕，只因当天要经国会表决的是他亲自制定的1900年《海军法》第一次修正案。根据这份修正案的内容，德国海军未来十年的造舰预算将提高到94亿马克，从次年开始，每年建造2艘战列舰和1艘大型巡洋舰（战列巡洋舰）。至1917年，德国海军将将拥有一支以38艘战列舰、20艘大型巡洋舰、38艘小型巡洋舰为主要力量的强大舰队。这是德国海军正式向海洋霸权发起挑战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德国人对“阿尔赫西拉斯之耻”作出的有力回击——德国舆论不可能将矛头指向威廉二世的决策错误，而是把这次失利归咎于以英西等国的横加干涉，如若德国有一支足以跟英国皇家海军抗衡的舰队，那么这种悲剧便不会发生。由于阿尔赫西拉斯决议严重损害了德国在摩洛哥的资本利益，损害了德意志人日益膨胀的自尊心，在德国从大资本家到军人、平民，莫不怀着雪耻的心态要求加快海军建设。

皇帝简短有力的讲演结束后，全体国会议员起立鼓掌，并目送他健步离开会场。在这之后，现任国会议长弗兰茨·格拉夫·冯·巴勒斯滕登上发言台，用字正腔圆的语调宣布说：“下面将是对1900年海军法第一次修正案决议的第一次投票表决，请列席旁听的诸位暂时回避。”

包括提尔皮茨和夏树在内，非国会议员身份的旁听者很自觉地起身离开。在与会场只有几步之遥的休息室里，海军国务秘书稍有不安地来回踱步，而他的这种纠结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从会场发出的掌声和欢呼声清晰可辨，这通常意味着一项重要的、受到多数议员欢迎的议案获得了通过。海军国务秘书双手握拳，做了一个如释重负的姿势，夏树的反应则要平静得多。从德国的殖民扩张到摩洛哥危机，从外交失利到造舰竞赛升级，这一系列事件可谓环环相扣，而且遵循着夏树所知的历史主线，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深谙史政玄虚的学者，能够以蝴蝶效应的方式去主宰这段风云渐起的时空，依循自己的身份定位，他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摸索、领会这盘无形棋局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