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宁江所说，原本这些人的俸禄就是丰厚的，即便是不克扣底层兵士的军饷，也要比绝大多数人过得好，只是常年累月形成的惯性，让他们将克扣底层兵士当成了习惯，再加上军中的阶级法，他们对兵士的贪污和剥削，没有任何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纯粹是不贪白不贪。而现在，当罢官甚至是掉脑袋的风险随之而来的时候，至少对明面上发给底层兵士的军饷，他们已不敢再轻易染指。

更何况，其实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知道其实圣上的做法才是对的。在文气流失的现在，打仗终究还是要靠着这些底层的兵士去打。这一次蛮族南下，北面作战的士兵接连发生炸营之事，除了对敌人的惧怕，对上司的积怨与不信任，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穿越者的宁江，心里很清楚，整顿军纪、吏治，其实并不会让中层的文臣武将人心动摇。看看另一个世界的近代史，那些通过不断贪腐、发国难财的官员，因为比所有人都更了解国家的黑洞，虽然通过自己在国家中的权力得到了大量的好处，却反而对国家失去了所有的信心。用大力手段、没有任何妥协的进行整顿，固然让他们少了许多原本就不属于他们的灰色收入，暗地里难免会有怨言，但是在另一方面，至少，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其实还是有救的。

在大力的整顿了军纪之后，保甲法也随之出台……

第二十五章 寓兵于民

保甲法，乃是另一个世界里，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中，开始推行的一种“寓兵于民”的组织形式。

以十户为一甲，以五甲为一保，以十保为一大保，将全国的壮丁组织起来，在农闲之时，加以训练，使之成为民兵，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全国性的总动员。一方面，增强了底层百姓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这些具有自治性的民兵可以承担起捕盗之类的治安事务，大幅降低朝廷在地方治安上的开支，为朝廷节约收入。

保甲法，是王安石新法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可惜的是，在王安石下台之后，新法也随之取消。在北宋后期，新党与旧党之争，已经到了不管法律本身是好是坏，只要是对方支持的我这边必然反对，但凡是对方反对的我这边肯定支持的，非理性的地步。

在后来的元、明、清，则拾起了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只不过其目的并不是王安石所要的“寓兵于民”，而是进一步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保甲连坐制度，例如十家为一甲，只要有一家犯罪，而另外九家没能告发，则全甲连坐，虽然在构架上与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差别不大，但性质已经改变。

到了民国时期，某个委员长，则开始在全国再次推行保甲制度，这些甲长、保长，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下，逐渐形成了军事化、警察化、特务化的特点，与黑道结成一体，极大的压缩着共党的生存空间，只不过国军自身的无能，使得这些被称作“团练”的地方民兵组织，最终没有能够起到大的作用。

“保甲”、“团练”这种地方自治性的组织，平时受到朝廷的控制，每一位保长，都是由官府选出。而一旦朝廷失控，因为地方上的组织已经形成，也能够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在这一次的蛮族入侵，湟河以北大片土地，军队溃败之后，百姓只能无组织无次序的溃逃又或被屠杀。如果事先存在着即便在没有官府的情况下也能集结起来的民间组织，在那大片的土地上，不过是二十万的蛮军，很难一下子连下数州，如入无人之境，非得等到甘玉书辛苦集结起沂、吕等州的残兵败将，宁江全歼木不孤后从霍州北上，才开始担心后方不稳的问题。

寓兵于民的“保甲”制度，是宁江无论如何都要推行下去的重中之重。虽然在当前的形式下，担任保长的，必然是那些有权有势有名望的地方乡绅。然而，哪怕是最低级的组织力，有组织也要远远胜于没组织。而“保甲”制度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直接通过户籍管理，将全国的壮丁组织和动员起来。

对于全新的保甲制度，在朝廷上自然掀起了极大争议，这毕竟与整顿军纪不同，阻止将官对底层兵士军饷的克扣、剥削，虽然极大的打破了军中的现状，但以往口口声声都是大道理的儒官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厚着脸皮说贪污军饷是对的。

然而这保甲制度，则是在民间大量的组建起自治性的民兵，虽然按着这各家彼此作保，唯有“良家”才能进入保甲，所有保长俱由官府任命的方式，朝廷能够有效的将它们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会不会有后患，却也是很难说清的事。

对此宁江只能说这些人真的想多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能够考虑到十几二十年后的“后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