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之时，刘文秀上遗表云：“……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

刘文秀病故，军情司昆明站深知此事之重大只怕唯有永历突然驾崩方能比拟，在第一时间便使用了最高级别的军情汇报，为防锦衣卫耳目，更是在第一时间撤出了昆明。

消息以着最快的速度传到南京，军情司为确保消息能够传递到，更是在每一站都派出不下五只信鸽传递密码，以防出现意外。陈文接到消息的时候，已是四月中旬，看过了滇中晋蜀两藩内斗的消息，陈文长叹了口气，因为这既是他愿意看到的，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刘文秀的死，最是他不想看到的东西。

一直以来，陈文的计划便是利用李定国不善理政的弱点，分化西营系统明军的势力。制造财政压力是一点，李定国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划分“秦兵”、“晋兵”，还是对孙可望内犯期间下面的众将的功罪大申赏罚，都是极其不利于内部团结的行为，陈文要做的只是观其自败即可，根本无需去做任何事情。

在陈文的计划之中，只要等到李定国自己把西营的人心败坏干净了，西营众将离心，再不能并力一处，那么他就可以彻底安心北伐，无需再为身后担忧——虽然陈文也不愿意相信李定国会对他掀起内战，但是他必须为那些追随他奋战至今的人们负责，也只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期间，李定国如其所料的那般干出了他在历史上干过的那些事情，西营内部的原孙可望麾下的众将已然是离心离德，其中表现得最为激烈的贺九义、王尚礼、王自奇三将更是截流了南宁和柳州的税赋，摆明了是与李定国势不两立。

云贵两省的财政经过陈文搜刮贵州仓储、迁移屯田军户以及王尚礼、王自奇二人的意外出走，经过了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入不敷出，李定国更是火上浇油的在划分派系的同时对非嫡系人马进行了削减军饷军粮的行径。

云贵的西营系统已然是一盘散沙，差的只是楼台轰然倒塌的那一天，奈何刘文秀却死了，哪怕其人的死法与历史上一般无二，但是由于原因不同，却是让陈文始料未及。

历史上，三王内讧是南明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斗，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立派的孙可望与扶明派的李定国、刘文秀这三王爆发内战，结果是孙可望降清，秦藩大军归附明廷。原本二人若是能够处置妥当，并且协力共进的话，前景未必一片黑暗，毕竟李定国的军事才能实在是当时明廷最大的杀手锏。

奈何，二人不光是没有能够实现合作，甚至孙可望刚刚降清，刘文秀有意请永历移驾贵阳，就遭到了李定国的“病退”要挟，后来更是将刘文秀投闲置散，才导致了刘文秀的郁郁而终，而这便是三王内讧的第二阶段。

三王内讧的结果，原本实现了对孙可望遗产继承的南明朝廷因为李定国的一系列昏聩行事，直接到了西营系统的离心离德，等到清军集结力量大举入滇的时候，光是凭着孙可望的劝降书，清军便几乎是不战而下了几乎全部的大西南——那些出自秦藩和蜀藩的武将以及孙可望提拔起来的文官受够了李定国的歧视和排挤，纷纷倒向清军，其中有一部分军队更是成了吴三桂的忠勇、义勇十营，参加了后来的三藩之乱，忠勇营的大将马宝更是当时吴三桂麾下最为善战的将领，屡败清军。

刘文秀的所作所为，于理虽合，于情却要稍作商榷，而李定国这个人，用后世的话说，天赋点全部点在军事上面，政治能力比起前瞻后顾的孙可望都要可怜。

用时人的话说：“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使其同心协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败。”奈何孙可望与李定国无法协力也就罢了，就连刘文秀这个相约盟誓的队友，李定国都不能相容，实在天欲亡明。

天命如何，陈文不愿妄自揣度，但是这位晋王李定国，在后世很多人眼中是个不断的被诸如孙可望、郑成功这样的队友，乃至是下属坑的民族英雄，其实在南明的历史上既是受害者，也同时扮演者猪队友的角色。

究其原因，其实仔细想想很是简单，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

李定国进攻新会，邀请郑成功助战，郑成功拖拖拉拉的直到李定国兵败才抵达，而且还派的只是部将前往。说到底，福建明军当时面临的处境驱使着他们做出如此决断——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矛盾、钱谦益主导的楸枰三局、张名振分兵进入长江、借着与清廷之间的假议和来恢复实力，对于广东自然也就分心乏术了。

同样的道理，自立派和扶明派的内斗导致了孙可望内犯，无论是历史上刘文秀经营贵州与李定国坐镇云南，还是如今刘文秀经营四川与李定国坐镇贵州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道理，向何处出兵便是利益所向，前秦藩众将与晋藩众将之间也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再加上李定国那让人叹息的政治能力，三王内讧的下半段也就不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