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进攻发起前，负责为我们修筑观察所的指战员们，在旁边不远处修了一个半埋在地下的简陋通讯室，把报话机搬了进去。因为距离不远，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出现在了通讯室的门口，同时严肃地问报务员：“怎么回事，你收到了什么样的呼叫？”

报务员一声不吭地将耳机递给了我，我刚戴在头上，就听到耳机里传出一个年轻而急促的女声：“顿河，顿河，我是红星；顿河，顿河，我是红星……”

我低头看到送话器还搁在桌上，于是小声地问报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报务员也小心地告诉我：“报告师长，我是在几分钟前接到这个奇怪的呼叫。从他的呼叫代码来看，应该是顿河方面军派出的侦察兵。”

“如果我们回应他们的话，明语通话会泄密吗？”我谨慎地问道。

报务员点点头，回答说：“是的，明语通话很容易遭到德军的窃听，根据条令，我们应该采用暗语回应他们。可是……”说到这里，报务员有些为难地闭上了嘴。

他说话这么吞吞吐吐，真是把我急坏了，我赶紧催促他：“可是什么啊，报务员同志？继续说下去。”

得到我允许的报务员这才接着说：“为了保密起见，各方面军之间所使用的暗语是有区别的，我就是担心回应时所使用的暗语错误，会引起他们的误会。”

“既然暗语不行，那么就用明语通话吧。”我听到女兵喊话的声音急促，应该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向上级汇报，所以我也顾不得是否会泄密，抓起桌上的送话器拿到了嘴边。

刚要喊话，我不禁又犹豫起来，对方一直在呼叫“顿河”，可我改用什么代码回应她呢？正在我思前想后时，班台莱耶夫也来到了狭小的通讯室，他看到我戴着耳机拿着送话器，站在报话机旁边发呆，便把报务员拉到一边，小声地问对方出了什么事情。

等他问清楚究竟怎么回事，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时，我看出他似乎有话要说，便把送话器从嘴边移开，耳机扳到一旁，小声地问道：“副师长同志，情况您都了解了，现在是不是有了什么好的主意？”

“是的，师长同志。”班台莱耶夫善解人意地说道：“我猜测您正在为用什么代码回应对方而犯愁吧？既然对方呼叫的是顿河，很明显是指顿河方面军。而您就用‘伏尔加河’做代码吧，这样对方只要不太笨的话，就能猜到是友军。”

“好主意！”我冲班台莱耶夫竖起了大拇指，接着戴好耳机重新把送话器移到嘴边，大声地呼叫起来：“喂，红星，红星，我是伏尔加河，听到请回答！红星，红星，我是伏尔加河，听到请回答！”

我刚喊到第二遍，耳机里的呼叫声忽然就停止了。我一度以为是对方的通讯器材除了故障，可仔细聆听，发现耳机里传来的除了各种枪支的射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好像还有人在窃窃私语。我猜测对方被我的突然回应吓倒了，正在努力地想搞清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也停止了呼叫，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的再次回应。

过了片刻，耳机里再次传来说话的声音，不过不再是刚才的女声，而是换成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喂，请问您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同志吗？”

“是的。”本来还要犹豫是否该表明自己的身份，但为了更快地取得对方的信任，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我果断地表明了身份：“我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独立师的师长奥夏宁娜少将，请简短地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现在什么地方，遭遇到了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