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听来，崔可夫说话的口吻想在念悼词，我越听越提心吊胆，最后忍不住打断他问：“司令员同志，他们两人是不是都牺牲了？”

我的问题一出口，崔可夫马上就用莫名其妙的口吻反问道：“牺牲，谁说他们牺牲了？就在他们快支撑不住的时候，我派出的援兵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他们的敌人。你的部下连两名指挥员在内，只剩下了七个人，而且个个带伤，我便派人把他们送到了河边的野战医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个把星期以后，他们就能出院了。”

我刚放下电话，基里洛夫便凑过来好奇地问：“奥夏宁娜同志，司令员说有位战地记者要到我们这里，是谁啊？”

虽然我爱伦堡曾经在我被降职后，亲自赶到机场来为即将前往列宁格勒的我送行，还送了我不少的东西，但我心中对他的怨恨却始终无法消除。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他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是冤家路窄啊。

对于基里洛夫的问题和阿赫罗梅耶夫好奇的目光，我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对两人说道：“崔可夫司令员说，是来自《红星报》的著名战地记者伊利亚·格雷格里维奇·爱伦堡，他目前正在城内采访正在和敌人进行战斗集团军指战员们，到晚上的时候，他会到我们的师指挥部来，对你我进行专访。”

“原来的爱伦堡同志啊！”阿赫罗梅耶夫听后，居然出人意料地激动了起来，他兴奋地说道：“我原来在沃尔霍夫方面军时，就曾经多次听梅列茨科夫司令员说起过他。大将同志称赞他，说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从我们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就始终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战斗在最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不分昼夜地在战壕里、掩蔽部或避弹坑里进行采访编写新闻。《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苏联许多大小报纸及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发表和广播爱伦堡同志所写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文章或通讯特写。”

“参谋长同志，你也许不知道吧。爱伦堡同志除了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呢。”听到爱伦堡的名字，连基里洛夫也来了兴致。

“他写过什么小说啊？”我在一旁淡淡地问道。

“《巴黎的陷落》，你们听说过吗？这本书出版后，还获得了今年的斯大林奖金。”

“政委同志，小说里讲的是什么啊？”阿赫罗梅耶夫好奇地问道。

听到阿赫罗梅耶夫的问题，基里洛夫的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他反问道：“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部有名的小说？”见阿赫罗梅耶夫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摇摇头，便开始为我俩进行科普，“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四日这一天，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曾经是大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的巴黎，现在却在德国法西斯的面前屈膝投降了。爱伦堡同志当时正在巴黎，他既是法兰西悲剧的目击者，也熟悉法国人民在战争前夕所过的那许多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而现在他又亲眼看到了巴黎陷落后的种种可怕的景象。当年八月，爱伦堡同志返回了祖国。他先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法国沦陷的通讯和报告文学，接着，又用了一年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部报告文学体的长篇小说，真实地揭示了法兰西民族悲剧的前因后果。”

“真是太棒了。”阿赫罗梅耶夫感慨地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找到看看。”

“行了行了，政委、参谋长同志，别再说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声。”我深怕两人一聊起爱伦堡这个共同的话题，就说个没完，连忙用手指在桌面上叩击了几下，打断了两人后面的话。看到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的身上后，我这才说道：“司令员同志还交代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阿赫罗梅耶夫的注意力，一下就从那本从来没看过的《巴黎的陷落》上转移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上来了。

“是这样的，司令员同志认为，既然格拉姆斯他们这些投诚的前德军官兵，已经真正地和我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身份，去执行一些敌后的任务。”接着我又将崔可夫所说的那些理由，向两人重复了一遍。

听完我的讲述后，两人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基里洛夫说道：“奥夏宁娜同志，这样吧，今晚就派格瑞特卡少尉带一个小分队出发，让二团一营的政治指导员萨夫琴科同志也跟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