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更不知道他和西多林中校之间的父子关系，所以无法体会到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的态度显得很生硬。

我当时看到小西多林紧紧地抿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让自己哭出来，而是向阿布拉莫夫敬礼后转身离开。

直到列沃列德离开，我才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语气严厉地告诉阿布拉莫夫：‘军事委员同志，您刚才对待列兵同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崔可夫同志。’阿布拉莫夫被我说糊涂了，他不解地问道。

‘因为刚才的列兵战士，就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听完我的话，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有难以置信的口吻，试探地问道：‘真的？！’

当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等安葬完西多林中校回来，阿布拉莫夫主动提出让小西多林担任他的警卫员，但是被我拒绝了，我说我会替牺牲的西多林中校好好地照顾他的这个儿子。

第二天，我坐车去自己的观察所，经过埋葬西多林中校的墓地时，我看到了小西多林，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连忙让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冲着他不假思索地喊道：‘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

听到我的喊声，小西多林从地上跳起来，掸掉身上的泥土，整了整军装，飞快地跑去执行命令。很快他又提着冲锋枪重新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了我的吉普车。

我们在路上聊了起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被疏散到了西伯利亚。我小心翼翼地问他：‘西多林，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看到他腼腆地点点头，我又接着问，‘需要我让你离开部队，去后方找妈妈吗？’

没想到他听我这么说，眼眶里的泪水居然夺眶而出。我当时就明白自己的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痛处。他抹了一把眼泪后，坚定地对我说：‘司令员同志，我不会走的。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牺牲的指战员们报仇。’

从那时起，小西多林就是我的传令兵，他就一直没有再离开过我。他比同龄人成熟，即使在战斗中，也表现得很勇敢很开心。只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会悄悄地为他牺牲的父亲流泪……”

听崔可夫讲小西多林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的鼻子又开始发酸，连忙扭过头看向窗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抬手擦去顺着脸颊留下的一滴泪水。刚擦掉泪水，却听见旁边传来一声清晰的抽泣声，扭头一看，正好看见司机一手握方向盘，另外一只手抬起在脸上抹了一把。

崔可夫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你们都要记住，只要战争一天没有结束，那么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就随时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法西斯匪徒，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只有这样，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才能享受属于他们的和平生活。”

路边出现了逃难的人群，这还是我穿越以后，第一次看到被疏散的逃难人员。只见他们扶老携幼，正在坑坑洼洼的公路边艰难地跋涉着。里面没有什么青壮的男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孩子，他们有的背着包裹，有的一手提着皮箱一手牵着孩子，步履艰难地向前走着。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走停停，几乎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要是没有隐隐传来的隆隆炮声，估计他们真的是不愿再继续往前走一步了。

我看到难民的惨状，有些不忍，回头问崔可夫：“司令员同志，需要帮他们一下吗？哪怕只是载几个人走一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