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公的脸色变幻，落在骆秉章的目中，他的心思同样一沉，正俗出声时，却见他又继续说道：

“所以，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如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20年，秦末战乱刚刚结束。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天下人丁十不存五，至于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 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来到这个时空已经两年有余的朱宜锋，在过去的两年多之中，尽管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翻阅史书，所以对于，很多史书典故能做到信手沾来。

“当然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征上奏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甚至直到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感叹着盛世之前的“衰世”，朱宜锋又用凝重的语气说道。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前代君王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君王以极大警醒。盛世的君王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朱宜锋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每每看到史书的时候，他总会想到自身，想到将来的中国。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注意到主公的脸色变化，感觉到其话语中的沉重，骆秉章立即意识到主公的心中之忧，立即说道。

“盛世出现的最必要之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如汉之文帝、景帝，唐之太宗，无不是英明之君主。今日主公，虽主以三省，但三省已现盛世之气，想他日，主公一统天下之时，必定可将我中华带入远超文景、贞观的极盛之世！”

作臣子的自然希望君王治世之时是极盛之世，骆秉章同样也不例外，现在他之所以这么说，更多的是宽抚主公的心情。

“极盛之世……”

摇摇头，朱宜锋凝视着远处感道。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比如满清，其盛世之声叫嚷的最为响亮，有清一代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冷声嘲笑着，对于盛世有着清楚意识的他说道。

“真到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所谓大治者是因为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这自然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百姓的仓中有了余粮，经济自然也就是随之繁荣，这算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来了。若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