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开启了后来灭亡唐朝的藩镇割据的开端。

节度使节制藩镇，坐镇边疆，在一开始确实也有许多积极的意义。

边疆形势复杂，安全问题严峻，又远离中原，信息往来不便。玄宗授权各藩镇节度使，掌管一个地区的军政，后来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掌握全部的军政大权，这样做固然让边疆大将有更大的自主权，不须事事请示中央朝廷，能有效的应对边疆的各种问题，更好的防御外患。

但这些藩镇大权在握，不免最终出现实力过大，最终威胁中央的结果。大唐走向衰弱的安史之乱，正是因为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一人掌握着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极广阔的大唐北方地区，拥有了和朝廷对抗的实力，这才反叛。

安史之乱后，中势中衰，藩镇大量设立，虽然不少藩镇依旧服从中央，是拱卫型藩镇，但在河北河南河东等一带的藩镇，却是割据一方，基本上是表面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自成一套，亦不赋税，形同独立，成为割据局。

说到底，这就是外强内虚的危险。

大华要长治久安，必须要保证中央的强大。

这就如同张超此前坚持分封之制，但分封的核心却又是中原不封。分封之同时，又保持了朝廷的六十万常备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以此震慑诸侯。

现在张超要部署兵力到海外，增强在海外的影响力，保证在海外的权益，他宁愿多支开军费，再扩建十六万军队，也不愿意从中原调走兵马，更不打算削减中原兵力。

大华奉行的始终是中原本位制。

中原就是核心，这一核心如果打破，大华也许还能按着惯性强盛个几十年百年，但早晚还是会分崩离兮。

不谋全局，又如何谋万世呢。

苏定方是兵部尚书，他考虑问题，更优先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特别是他现在管的兵部是军政体系，主管军费开支预算、装备后勤这些，下意识的总会去考虑军费开支啊，装备费用啊，将士薪俸等等。

而张超作为皇帝，考虑的是保证大华在海外的利益同时，既要扩大影响力，又还得保证朝廷的核心利益。

这个核心利益，就是要让中央朝廷，尤其是中原的力量，一直要有绝对性的优势。

他不会去走唐玄宗的老路。

唐玄宗的天宝十节度设立，虽然短期内挺爽的，省了朝廷许多麻烦，但那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反而是动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