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十一月。

李超骑马行走在河南的大地上，沿路所见，田地都长着高高的蒿草。早已枯黄，一片萧瑟。

落叶的深秋，不见百姓丰收的喜悦，但见荒凉，颓败。

好在，一路上村庄倒是都还有人，只是人少。村里青壮不是去修汉京，就是集中到州县里去修水库堤坝沟渠等去了。村里只留下一些年迈的老人和一些半大的孩子。就连年青的妇人，许多也被官府或商人们雇佣去做工干活了，以工代赈，年轻人还在为了抵御那场大灾而努力。

“情况还算不错的，饿死的人不多，也没有出现流民作乱以及瘟疫。今年冬天很冷，好多人说冬天会下大雪，明年肯定不会再旱，也不会有蝗灾了。”苏烈骑着匹黑马，与李超并辔而行。

古典时代，人口锐减有四大凶手。

大天灾、大饥荒、大战争和大瘟疫。

这四者，往往又都是并行一起的，大的天灾或者大的战争，往往就会导致大饥荒，然后还容易发生大瘟疫。一样就能减少许多人口，如果几样一起并发，往往能白骨盈野。

去年和今年北方大灾，然后是大饥，可朝廷救援得力，安抚有方，并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事情，也没有出现饥民叛乱。一来朝廷筹措了粮食以工代赈，只要还能吃到口饭，哪怕不是饱饭，可饿不死，大家不到绝望之时，总不会却甘犯杀头之险造反的，虽然不满足现状的人有，但那种亡命徒毕竟少。

再者，朝廷的以工代赈，把那些青壮都调走了，监管看护起来更严格，没有这些年轻的不安因素，各地方的留守老弱也闹不起事来。

再则保甲制和连坐制，也使得叛乱的危险减少，因为造反的成本更高了，风险更大了。

“北方的富户豪强们大多暂时离开了，没有这些人，其实北方才能一直这么安稳。”李超却说了一个让苏定方意外的原因。

虽然看似好像没关系，可细思却又很有道理。富人豪强在地方上有声望势力，有财力，他们且往往家大业大，家族成员众多，能一呼百应。造成不单单要亡命，还得有组织。

离开了组织，一事无成。

朝廷若没有组织，就无法救灾安民。流民若没有组织，也造不了反，顶多就是饿急了聚起来抢劫，而不是造反。

有造反组织能力的，正是那些乡村名望的豪强地主们。

朝廷把那些人劝走了，表现上好像是为了得到他们留下的粮食，但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些不安的因素隔离出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