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里，陈鸣看着国安方面递上来的一本折子，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色。“罢了，随他们去吧。”

人未走茶先凉，这是官场上的惯例。陈鸣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惯例，有朝一日竟然会落到他的头上。看了这折子，要说他心里头没有那么一抹怒气，那是不可能的。但细细一想，惯例罢了。

而什么是惯例呢？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陈鸣虽然是皇帝，是一位登基四十载的皇帝，可也逃不脱这个‘惯例’啊。

“人未走，茶先凉，这都是套路啊……”

……

上海国际大酒店，0512房。

阳光透过窗帘，投射在那张红松木书桌上。桌子上平摊着数页信笺，一只墨水瓶中插着一个羽毛笔，阳光照射下的阴影照应在信笺上。坐上还放着一只皮毛，这是一只价格不菲的小牛皮皮具，但从外观上看这只皮包已经用的有几个年头了。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皮包上的那几件铜筘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芒，与旁边的那只鎏金铜闹钟交相辉映。

现在是上午七点半，像往常一样，在结束了餐厅里酒店免费供应的早饭之后，乔治·戈登·拜伦又匆匆地赶回了他下榻的这间客房，并将那几页信笺从书桌上拿了起来，然后认真地阅读了片刻，之后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坐在桌边，继续写着这份还没有完成的中国日记。

乔治·戈登·拜伦是两个月前到达中国的，作为英国统治阶级的背叛者，他在英国是待不下去了。

拜伦和他的妻子刚刚成婚不到两年时间，安娜·密尔班克小姐是一个见解褊狭的、深为其阶级的伪善所囿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拜伦的事业和理念。婚后一年，便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回到自己家中，并拒绝与拜伦同居，从而使得流言纷起。以此为契机，英国统治阶级对它的叛逆者拜伦进行了最疯狂的报复，以图在精神上毁灭这个胆敢在政治上与它为敌的人。

1814年拜伦被迫跑去了瑞士，在日内瓦结识了英国另一个流亡的诗人雪莱，后者比拜伦小四岁，是一个比拜伦更‘疯狂’的人。1810年10月进入牛津大学，次年的3月底就被牛津大学开出了。因为雪莱刊发了《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这完全触痛了整个英国统治阶层的神经，1813年后也被迫离开了英国。

两个‘臭味相同’的人在异国他乡结成了密友，然后他们还决定向东方世界进发。

早在拜伦二十岁的时候——1808年，他就出国作了一趟前往‘东方’的旅行，是为了要“看看人类，而不是只在书本上读到他们”，还为了扫除“一个岛民怀着狭隘的偏见守在家门的有害后果”。只不过那个东方只是相比较于英国的东方，那实际上是一次南欧和西亚的游历。而这一次，拜伦准备去前往中国。

东西方爆发的这一场战争让中国在欧洲的‘名声’变得更加响亮，恶名也是名么。拜伦可是一个革命斗士，在希腊亲身参与了当地人的反奥斯曼斗争，还是后者当中的领导人之一。

而中国人明确无误的就是奥斯曼人的最大后台。

拜伦说服了雪莱，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却让雪莱停下了脚步。拜伦只能独自踏上前往东方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