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鞑靼人的官方军队在驻守的襄阳城是小半年来湖北最为安全最幸运的所在。没看到荆州和武昌都沦陷了么。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个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可是很清楚驻防八旗将军与总督大人的权势的，更知道这两座城市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毕竟一个香山县的县令都能对着澳门吆五喝六，葡萄牙人对于两广总督和广州将军的权势，认知非常非常的清晰。

当他们一行远离了襄阳城池之后，一连串的抱怨从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人口中喷出。当然，这三位也都是要体面的人，再喷也不会破口大骂。抱怨与咒骂是两回事。尤其是当着沈容、刘济源等人的面。

细雨之中，一天的时间并没有让他们赶多远的路。

几个月的兵荒马乱，用去了他们太多的钱财，从襄阳城出来的他们只买了两辆驴车。所以他们走不快，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沈容和刘济源，五个核心加上十多个虔诚的信徒，小二十人不是两辆小驴车可以承载的。两辆小驴车内装载的更多是帐篷、铺盖、粮食和衣物。

从襄阳城一路南下，他们也正式见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韦斯汀他们可是很清楚这个时代中国的富饶的。这个人口比整个欧洲都要多的帝国，每一个呼吸之间都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当他们从澳门来到江南，那是人间天堂；当他们从江南来到安徽，所到的地方又是安徽最为富裕的皖南和长江一线，最后他们来到谷城，这里的沈垭教堂位于谷城县城西一百五十里远，与房县接壤，座落在龙凤山、磨盘山、铜锣观三山鼎立的茶圆沟盆地西沿，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神教教堂之一，也是整个襄阳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但即使如此，这里的人也多能吃饱穿暖。把这里的穷人跟西方的穷人比起来，怎么看都是中国人的生活更美好一些。

明朝末年就有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谷城传教，一神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雍正元年末，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在京进行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二度“禁教令”颁布后，沿海各省率先禁止传播一神教，遂后，内地也大肆搜捕一神教徒。可以说，正是由于清廷的“禁教令”，使一神教在大城市无法立足，却在谷城沈垭这个荒僻之地辛苦坚持了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传教士到谷城，为什么沈容会不辞千里的跑来传教，耶稣会在沈垭这地方本身就有根基。而陈鸣为什么没听说过这件事呢？沈垭太偏僻了。甚至说在复汉军大兵压境的时候，韦斯汀他们被地方上的乡绅地主轰走，为什么不见官府介入，哪怕只是发出一丝声音，也是因为沈垭太偏僻了。距离县城竟然一百五十里，完全湮没在大山之中。

“不知道中国的叛军对于主是什么样的态度。”

乾隆时代开启之后，清政府对于传教已经放松了严禁的尺度，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清政府却依旧没有一丝一毫要公开废除禁令的迹象，这让不少传教士十分的失望。

“不要去自寻死路。鞑靼人的帝国拥有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力量，这些反叛者可以盛行一时，但他们盛行不了一世，他们终归会被鞑靼人剿灭。”

“千万不要涉入进去，安德略。”韦斯汀叫着骆尼阁的名字。“你要记得，上帝的荣光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只剩下最一丝光明。如果因为我们的过失而让上帝的荣光在这片土地上彻底的泯灭，我们的灵魂将永远沉沦在罪孽中……”

“不用担心，韦斯汀，我只是这么一说。不会鲁莽的付之以行动的。”骆尼阁是恨屋及乌，他万分痛恨襄阳城里的官府，所以他也痛恨起来了鞑靼人的统治。但他的头脑很清晰，他很清楚清帝国的强大。

嗯，在西方人眼中，财富就意味着强大。因为在西方，只要你有钱就不愁买不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西方人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中国武备上的落后吗？两边贸易持续了那么久。可这个时候的西方人始终视清帝国为一个庞大强大的帝国。

这更多的或许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吧？就像拿破仑说的：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