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功臣们得到了“丹书铁券法”的保障，作为接受这丰厚报偿的回报，也是出于中国人的文化道德的深厚积累，大家接受了韦泽提出的，“包括韦泽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朝人民必须依法守法”的要求。

光复党全国代表会议此时兼任了“全国劳动者代表会议”的权力，也就是拥有立法权。这种“妥协”也的确让这帮开国功臣们得到了安全感。连韦泽都要守法，而立法权又在光复党全国代表会议手上。不管皇帝韦泽同志异想天开的搞出多少幺蛾子，只要那帮大家弄不明白的文书工作由韦泽都督亲自带队去干，而不是让大家一切陷入麻烦，大家就任由韦泽胡搞。毕竟，依法治国的话，这帮开国功臣们的实际权力是强化了。

譬如总理类似旧制度下的宰相，旧制度下的宰相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货真价实的二当家。而新的制度下，新政单位没有立法权。在依法治国的制度下，没有立法权的行政单位权力表面上是大大降低了。这是韦泽用尽了说服力让大伙接受的理念。

由于行政单位的降级，这帮大佬们不再为自己的派系争夺总理职位，于是选出了主持广东土改的广东省委书记毕庆山出任了国务院总理。而国务院总理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光复党、光复军、政府，三方达成的统一观点就是要在解放区全面实施土改。

在尘埃落定之后，韦泽把人事部部长韦昌荣叫到自家吃饭，他问道：“昌荣，你觉得如何？”

韦昌荣答道：“我觉得挺好。四叔你总算是安了大家的心。”

韦昌荣虽然是韦泽的侄子，却比韦泽还大了三四岁。这两人与其说是叔侄，其实更像是兄弟。掌握着人事部的韦昌荣是韦泽权力体制的三根支柱之一。另外两根支柱中比较显眼的则是在永安时期就跟着韦泽的全国政法委书记林阿生。韦泽没有使用三权分立的理念，他敢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因为政法委同样牢牢掌握在韦泽手中。

至于第三根支柱，则是韦泽非常看好的沈心，以及韦泽放出去负责淮南土改的王明山。这两个年轻人只是代表性人物，还包括了庞聪聪在内的一众的年轻人，他们或者从事政治，或者从事军工企业。曾经极为庞大，权势看似一手遮天的军队派系，此时被韦泽很巧妙的束缚在军队范围之内。如果沈心这些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起来，韦泽就能在党务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整个权力的构架也逐渐完整了。

“不过四叔，你提出的这个主权在民，倒是有意思。”韦昌荣对宪法的兴趣比其他人高很多。

“我要是说主权在我，很多政策一推行，我就没办法处置人了。”韦泽答道。韦泽原来觉得政治制度就是扯淡，因为所有强大的国家无一不是有着强大的政府。行政权居于社会主导地位是所有强大国家的共同点。美国那种联邦制，遇到29年大萧条的时候，照样联邦权力极大扩张。

美国公务员是指，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门所有工作人员，人数为2403万人。法国公务员是指，政府、公共机构、公立医院工作人员以及中小学教师，数量为505万人。日本公务员是指，政府系统的公职人员以及国会、法院、国立学校与医院、国营单位所有人员，人数为449万人。英国公务员是指，非经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人数为46万人。

新中国公务员有两种统计口径。狭义的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数量为500万人；宽义的公务员是指，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数量为1053万人。

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的范围，上述各国的国家公务员与其总人口的比例，即“官民比”为，美国1∶12；法国1∶12；日本1∶29；英国1∶125。中国有两种情况：狭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256，而宽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122。

强大的官僚体制乃是世界强国的共同点，而这就牵扯一个问题。如果是主权在韦泽，那么这个强大的官僚体系只用向韦泽负责。按照传统的中国文化，被处置的官员不怕死的指着韦泽大骂“老子干了xxx，全是为了你啊！”然后韦泽立刻就居于人情上的被控告地位了。

所以韦泽答道：“昌荣，你搞作战训练。如果谁为了争荣誉，往死里练兵。练出了人员伤亡的时候，他敢说这都是为了你韦昌荣么？”

韦昌荣听了这话，已经是大概明白了韦泽的意思，他笑道：“当然有人说过，还有人骂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