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左良玉大败，局势恶化，崇祯帝对熊文灿更怒，已经遣使将熊文灿逮捕入京。历史上的崇祯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熊文灿被斩首弃市。

这个时候，崇祯帝已经有令杨嗣昌为督师的意思，不过首先要解决粮饷问题。

早些年，大明已经征了辽饷、剿饷，因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寇，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当年的剿饷以一年为期，一年过后停止。不料粮饷用尽流寇还没有剿灭，崇祯皇帝只得下令征收一半。

现在张献忠又反，局势靡烂，要剿灭其部，需要的粮饷可能达天文数字。几日前，督饷侍郎请征剿饷全额，再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饷、剿饷、练饷三数，共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

崇祯帝担忧失信于天下，毕竟自己下诏只征剿饷一半，现在复征全额，有出尔反尔的隐患。刚才在乾清宫，崇祯皇帝就是与杨嗣昌，薛国观二人商论这个问题，被宣府镇新来的奏疏打断了。

东路之事决定，君臣继续进行刚才的话题。

对于皇帝忧虑失信这个问题，杨嗣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赠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他为皇帝举例，全国统计在册田亩数共七百多万顷，往常的税收，也不过仅占百姓产量一成罢了。便是三饷加派，算是翻了一倍，也不过是百姓收成的二成，绝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剿灭流寇之后，便可免去这些加派，天下重归太平。

而且此次练饷的加派，还有剿饷的复征全额，主要对象是那些地主豪强，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什么影响，还有抑止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功效。

显然的，杨嗣昌忽略一个问题，各地土地有肥沃贫瘠，产量各不相同，统一按亩征收赋税，会造成很多悲剧。更重要的是，在册的田亩土地，有一大半是藩王、权贵、宦官、勋臣、武人、文人、商人拥有的土地，这些人是不交税或是逃税的。

最终的负担，只会转嫁到普通的自耕农身上去，加上贪污腐败横行，各地官吏层层加派，正税之后，往往高达几十、上百倍的“副税”。三饷再一加派，只会造成更大的破产浪潮，更大规模的流寇出现。

杨嗣昌说的赋税大部归于“有力家”，显然行不通。

崇祯皇帝可能不明白，在册田亩这么多，百姓负担说起来也不重，为什么他们纷纷抗拒甚至造反呢？

这个道理，皇帝不明白，但杨嗣昌决不可能不明白，或许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通过他的分析，崇祯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他叹息道：“朕便传诏开征三饷，盼望匪贼尽灭后天下重归太平，百姓重又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