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虽然是公认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但在战国中期的时候，也曾称雄过一时。就在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的同时，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前333年在位）也任用另一位法家学者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五年之后，韩国大治，令天下诸侯不敢相攻。

不过虽然同为法家学者，但申不害的变法内容和商鞅大不相同，原来在法家内部实际莡分为三个派别，分别为势治、法治、术治，只到后来韩非出现，将势、法、术三治合一，这才成为集法家之大成者。

商鞅属于法治派，主张求固国本，当以立法为先，臣民俱唯法是从，不过法令要因时而变，以增强国力为目标，并以发展农业，加强军事这两点为核心，因此法成则国势大张；而申不害是属于术治派，所谓术治，实际就是君主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说，法令只是明面上的规则，是国家对百姓、官员行为的规范，而术则是君主暗中监视、考检臣下的有效手段，以加强君主的权力。

术治思想的产生，也是由这个时代复杂的社会斗争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变，臣下弑君，酿成习气，加上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因此国君往往有实无权，被臣下架空，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世家宗族的势力庞大，会消耗国家的力量，甚至会出现改朝易代。

于是申不害认为，只有加强君主的权力，才能使国家强大，因此君主必然要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而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但国君又不能事必躬亲，许多的具体工作都要交给臣下去做，这样一来，就势必要将一些权力授于臣下，这样就必须有一套督察臣下的方法。也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术治。

“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去听、去视、去智、以示无为，藏于无事，乃无不知也。”

“独视者明，独听者聪，明而聪者，即可独断，而能独断者，当可王于天下也。”

意思是国君要用术来控制群臣，就要装做听不见，看不明的糊涂样孑，要隐藏好自己的欲望，智慧，使臣下无法猜测到国君的喜好和意图，从而就无法讨好取巧国君，也就无法在国君面前隐瞒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国君反而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了，如果国君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可以做到独视，独听、独断了。

第461章 术治之败（二）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后来经过韩非的改进之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而法家学派也被视暴政、苛政的代表思想而无人再敢提及，但术治思想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臣下，维护自己统治的必学之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学。

一直到1513年，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一书，其中许多观点和申不害有相似之处，如《君主论》中最著名的观点：君主必须俱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几乎和申不害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但《君主论》出现的时间要比申不害要晚了一千八百余年。这也说明中国的古老智慧，确实是博大精深的。

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于，过份的重视了利用权术来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忽视了作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力的强大，如果是在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也许还好一点，但在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如果自身的国力不强，那么就算君主能够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仍然还是改变不了国家被灭亡的命运。

如果过份的强调术治，把术治当做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整个国家就难免陷入到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的局面，国家法制名存实亡，各种潜规责横行，人人工于心计，不走正道，专行偏峰，无人有心务实正干，而国家的力量也在这样不断的内斗中消耗殆尽。

权谋虽然可以筑固君主的权力，但却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仍然是要以用正当手段，以法治为基础，术治只能够作为法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商鞅对申不害的思想非常不屑，认为强国之本在于立法，富民强兵，以术治国，是舍本逐末，必无大成。

韩国和秦国变法之后的不同发展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在经过了短暂强盛之后，韩国却急速衰落，结果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只能与燕国之流为伍。而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赏励耕战为核心，逐步走向富强，成为七雄首强。

其实韩国也将这样这种国内的权谋运用到列国相争之中，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实际是始于秦国出兵进攻韩国的上党之地，而上党太守冯亭谋划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于是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果然成功的引发了秦赵之间的一场大决战，结果秦国惨胜，赵国惨败，从而也决定了战国后期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