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人丁每丁征银一钱五厘四毫，田每亩征科银八分一毫，地每亩征科银四分七厘四毫，山每亩征科银三分三厘一毫，塘每亩征科银八分九厘七毫……”

六县赋税的具体计量方式被这些吏员一一诵读出来，仿佛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每年夏税秋粮都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征收的，数量极其微薄，但汪孚林却清楚得很，这种简明的规则在任何府县都不大可能，因为这是按照赋税总额以及田亩户口数量来计算的，可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多少官宦富户是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又有多少田地是投献在这些衣冠户的？

而且，岁办岁贡数目未必一定，怎可能只收这么一点？

“别念了！”姚辉祖火冒三丈地制止了这些吏员的照本宣科，等到把他们全都驱赶了出去，他方才脸色凝重地对汪孚林说：“世卿，你我之前全都对外宣称，要公开公正公平地处理这夏税丝绢纷争，可话是说出去了，此事终究要办。你不想歙人戳着你的脊梁骨说你偏帮外人，我更不希望其余五县再出什么纷争，既然把歙县独派的六千余两丝绢夏税均派到其余五县，会惹来这样的反弹，那到底该怎么办？”

“此次徽州一府六县为了一个夏税丝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歙县这边说是官司打了百余年，其余五县却人心不服，说到底，大明会典上所记载的每年夏税秋粮数额，只到府，而不到县，故而依据不明。而赋役黄册是弘治年间方才修订的，已经有几十年没有重新修订了。所以，作为姚府尊来说，最要紧的是如实上奏这桩公案之外，再加上一道陈情，请于天下各府编造赋役全书，将各县赋役罗列其上，然后一部存在官衙存档，另一部存在学宫供士民查阅，以防再发生赋役纷争。”

汪孚林直接把后世曾经在某博物馆见到的赋役全书被搬了出来，见姚辉祖在一怔之后，立刻会意地击节赞赏，他就知道姚辉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任上出了这么一件事，自然说不上光彩，但由此及彼，由自己一府想到了天下各州府，用打官腔的话来说，这就说明作为徽州知府的姚辉祖遇事有主观能动性，想法有建设性，能够防微杜渐。

紧跟着，他便继续说道：“而民间险些暴乱，这就说明这桩公案很难仅仅靠徽州府的官员解决，可以请调宁国府和太平府属官协助核查，如此可以平息五县躁动。到时候来的多半只是通判，府尊也可以辖制得住。”

见姚辉祖有些犹豫，他便轻声说道：“以示公正。”

反反复复权衡过后，姚辉祖只得点了点头：“好吧，为了以示公正，本府会向上陈情。”

“第三，如何安民。休宁婺源之乱，源于一小撮讼棍邀名，更为了成事不惜骇人听闻，此等人要严惩。我听说，休宁强捐之数，已经达到了上万，也就是说哪怕休宁县真的加派夏税丝绢，这笔钱原本冲抵上休宁一县十年八年的加派丝绢都够了，如今却因为奸徒内讧而不知去向，而百姓却掏出银子反而遭受欺瞒。这些棍徒应立时押送府衙，当众审问，如果是生员，则提请提学大宗师革除功名，如果是民众，该打该充军决不轻饶。至于他们强捐的钱……”

汪孚林顿了一顿，这才对姚辉祖说：“籍没那些棍徒的家产，先发还被强捐的大户，然后是赔补自愿掏银子的小民百姓。这不是因为别的，因为自愿捐款，和被强行派捐不同，一个是被骗，一个相当于被抢。当然，那些棍徒的家产估计是不够填补的，但府衙这个态度，至少可以让民众把怒火的源头一部分转嫁到这些恶棍头上。而我还有另一件事要告诉姚府尊，促使这些休宁奸徒彻底失去人心的募捐箱被盗之事，我知道一点端倪，估计能够追回将近一万的银钱，而姚府尊有了这笔银钱，在此次善后的事情上，能做的事情就多了。”

尽管汪孚林只说是端倪，又巧妙地声称这笔钱有希望追回，但姚辉祖还是从中品出了滋味来。休宁婺源闹得这么大，却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平复下来，汪孚林下的功夫绝不会是像其现在嘴上说的这么轻易，这一点从他见到汪孚林走路都有些不大方便就能够看得出来。如果不是来回奔走，哪里这么巧就休宁那边乱民反过来拿了那几个恶棍，而险些被劫的婺源县令吴琯怎么就被人救了之后送回去弹压大局？

尤其是前面一件事，说得不好听一点，休宁那些棍徒那是聚敛无数却遭了黑吃黑！至于那笔钱，汪孚林其实大可以闷声不响自己搂进就行了，根本不必拿出来，可人家却大大方方拿了出来给他，别说他姚辉祖家境本就富裕，就算他穷疯了，也不会拿这笔钱往自己腰包里揣？

这笔飞来横财确实很适合用来弥补此次大乱，用来给自己刷政绩！

姚辉祖用激赏中糅合着几分谢意的眼神看了汪孚林一眼，这才若有所思地说道：“但这笔钱的名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