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陶成章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犹如一桶雪水倒入了烧滚了的油锅，舆论当即沸腾的油水四溅。本在为当朝政府歌功颂德的诸人顿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土地改革的官系媒体，另一派则是数量更多、影响更广的民系报纸和少数租界广播电台。

前者不断引用电影大明劫里的内容，表述如果要想国家长治久安，那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家家有地可耕，人人有粮可食，那国家才不会动乱；而另一派则咬死宪法，申明政府如果不能保护私产，那就是违宪，总理及内阁应当下台。并辩证的认为当今中华最迫切的是列强压迫，如果不能全民团结一致，而内部混乱的话，那国家败亡之日不远。

全民团结抵御外辱说只是其中之一，更有宪政不可侵犯说，还有强占富户田亩有违伦常说等等。农部、民部、国税局、中华总农会之前所说的百分之三点几的地主在舆论上闹出了轩然大波，而这其中多数人被由梁启超等前清立宪士绅所领导进步党所收拢，党员从当初的数百人半个月之内就暴增到几万人了。

为了更好的与复兴会争锋相对的竞争，同时以彻底把国民党压下去，进步党最终改名为护宪党，并宣布参加下一届大选。梁启超在党报上号召广大士绅地主：“旧朝立宪、新朝护宪、终身为宪”，风头一时无两。

面对有“魔笔”之称的梁任公，以王小霖为代表的礼部宣传司根本就招架不住，究其原因，其一还是在于识字的多是士绅之流，而士绅之流平时讲理，但谁家没有几亩地？真要是被官府收去，虽然有各种股票、和佃户十年佃租的补偿，可怎么算都是吃了大亏。切实利益下，之前的斯文道德、为国为民的作态一概都消失不见了，只在茶楼酒肆、报纸文章中留下诸多谩骂谴责。

其二则是学界泰斗张元济被沪上督察院以行贿罪、妨碍司法公正罪正式起诉。沪上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舆论的中心，不说商务印书馆创办十余年，有东方杂志、外交报等刊物，对报界影响甚重，就说张元济在学界的影响便因蔡元培、中华教育会波及任何一省的学部衙门。文人虽然相轻，但当政府要取消几千年来“优待士人”、“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时，这些人也如地主一般的抱团在一起，对土地改革冷嘲热讽、讥笑连连。

舆情如此，不过在杨锐看来就是个屁！复兴会根本就不是靠这些士绅治天下的，复兴会的根据在农村，近一亿多佃户在农会的宣传下得知土改的消息后，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献给皇上。不说各处皇殿的香火月越盛，也不说那些欠税农民忽然主动上税，就是外地来大明门前磕头的人可是越来越多，弄得十字街常常人满为患，不得不排队磕头。

各地农村传来的种种消息再一次印证了电影中所说的“人心就是粮食、人心就是土地”的真理。一个反贼喊出“耕者有其田”就能搅得天下大乱，而现在是一个开国以来就光辉鲜亮、连连击溃外敌的皇帝要求“耕者有其田”，那又会如何？

造反？百姓都等着分地了，兵从何来？

刺杀？朱宽肅兄弟不少，儿子也生了；复兴会则有七个首领，到底杀哪个？

上诉？修宪便是。稽疑院里大部分都是泥腿子，举手便是，廷尉府难道能不认宪法？

洋人干涉？现在洋人都在泰西打仗，日本又刚被虐过一次，美国人言语上认为政府此举侵犯私产，可这也是嘴上说说而已，犯得着为一干异教徒派兵来中国主持正义吗？

理智上每一条出路都被堵死了，但终究是有人会脑子一热想不开的。以民部的统计，从月初陶成章提出土改草案并被稽疑院通过的半个月内，全国有六百五十一处民乱，涉案人员为一万三千六百余人。这些人多是被地主所鼓动的宗族势力，他们大多是焚烧乡镇官衙、巡警处、村公所、税务所、乡农会等政府机构，并未形成流寇，且这六百多出民乱，都在没有动员特意调配各县的驻军下，光靠当地的巡警和农会农兵就将不少凶手缉拿归案。

“这么说来，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下雪时节，杨锐端着一杯热茶坐在暖通通的银安殿内，对着前来汇报的张承樾、陶成章、吴锡芬、徐贯田等人问道。

“先生，也不能说情况比预想的好吧，现在各地都还没有真正没收地主土地，各省也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方略，现在只是吹风。我想这其实是那些地主想告诉我们最好不要招惹他们的意思，毕竟稽疑院只是原则上通过焕卿兄的提议，但具体方案还没定。”张承樾满脸严肃，他很明白土改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明白自己这件事做完，又该挪一个位置了。

“以我看，真要有反抗的，杀一儆百最好，要钱还是要命，就让那些地主自己掂量！”半个月内，陶成章的名字迅速窜红，在报纸上被士绅们称为陶贼。不过深入农村、知道佃农疾苦的他对此不以为恶、反以为荣，并以西人普罗米修斯自勉。

“杀一儆百？能杀一儆百就好了。”杨锐能控制稽疑院、复兴军还有农会，但却无法控制廷尉府。除非地主宗族们手持枪械、负隅顽抗，要不然抓了送到大理寺，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走吧。”他说完看着刚进的李子龙，“会议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