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汽车工业为例，商情局的调查数据认为，美国汽车的买主有七成以上都是农民，这就是福特公司将汽车价格定在一千华元以下的原因，因为农民对价格敏感；而在欧洲国家，任何一家汽车公司都不会将汽车价格定在两千华元以下，因为这是富人的专享，车价卖的再便宜买的人还是很少。商情局调查发现，美国农民之所以愿意花钱买车，其一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驾车进城、远道游玩，还能以此作为移动的动力来源，其二则是农民可用汽车拖曳农产品去市集售卖，以免受中间商的盘剥。

由此可见，农业是工业发达的前提。有发达的农业，才能有价低量足的棉花，才有繁荣的棉纺业；有发达的农业，才能有价低量足的粮食，才能有繁荣的食品工业；有发达的农业，才会有为农业服务的农机产业、化工产业，才能使钢铁和化学得以发展。可以说，除了矿业外，一切产业都是农业的衍生产业，只有农业的发达才有工业的繁荣。

然后，我国情况毕竟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地多人少，而我国是地多人更多，以去年考察的情况看，我国不适宜美国农业的发展模式，而适宜法国、日本、意大利农业的发展模式。换而言之，美国农业其实就是农业机械化，农民只要广种就能多收，其真正的关键是怎么能多种地的问题，我国的拖拉机在美国大受欢迎，年销数万台不止，除了柴油机使用成本最低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使用拖拉机能增加耕作面积；

而法国等国，去时很少见到大型拖拉机。有，也只有小型农械，这些国家的农民要想增收，除了发展轮作，充分利用土地以外，只能从肥料上想办法。对此，我称之为农业化学化，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的使用和普及才是增收之本。欧州大战结束后，我建议我国的合成氨炸药厂全改为氨肥厂，并在全国四百多个府推而广之，以增加土地肥力，帮农民增收；而第一代剧毒农业，除了在非食用农作物上推广使用外，食用农作物也可以在监管下酌情使用。另外，杂交水稻应该加大投入，争取在十年内获得初步成功，以将水稻亩产提到……”

陶成章去年带队出国到各国考察了一圈，而国内农业前两年也看了个透，是以对如何振兴农业心中完全有谱，但他的发言却涉及到了工业，虽然举得是美国工业化路径的例子，但对中国工业化还是有启示的。

杨锐所知的工业化道路只有两种，一是斯公模式，二是邓公模式；苏联1926年才开始五年计划，到二战也就十四年时间，这么短时间要将内战打的一塌糊涂的苏联工业重振，非斯大林模式不可，要是换一个软弱一些的领导，那二战真要投降了。中国可以走这条路，但杨锐感觉没必要，他认为中国的时间比苏联多了一倍，同时一战能拿到战争红利，再加上有高科技路引，发展到二战也极为可观。

而邓公模式，在这个时代根本没可能。改开是工厂在中国，市场在外国，但现在改开只会是工厂在中国，市场也在中国，何苦请外国人来挣中国人的钱？所以这次和日本签订新约之后，即日起马关条约中关于外国人可在中国办工厂的特权取消，算是扎紧了篱笆。

第036章 路径

陶成章报告上提及的是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也是最为客观现实的道路，这基本解决了工业化之后产品卖给谁的问题；而斯公模式，那产品根本不存在卖，那是直接计划分配，这也就是说，要想实施五年工业计划的政经体制必须是极权模式，不然根本无法做到按计划分配，这也是杨锐不选择这种模式的根本原因，谁让他当年决心革命的时候选择的不是麦克斯主义呢。

只是中国农民的购买里太弱小了，记得十年前在东北的时候，一头不到三十两的小牛很多农民都买不起，哪像美国农民那样有钱，又是拖拉机、又是福特车。现在柴油机的成本已经压到最低了，不计任何利润、折旧、计提，四匹单缸柴油机机体的物料人工成本在十两以下，但喷油泵每一套成本为四十三点七五两，转上轮子、车架等配件，一部小型手扶拖拉机成本超过一百五十多两。这么贵的拖拉机，谁买得起？农业机械化行不通，只能是农业化学化，这是完全可行的，但只有这一种办法吗？

陶成章的报告作完，在座诸人鼓掌之余，杨锐问道：“焕卿，你说要么是农业机械化，像美国；要么是农业化学化，像法国；难道就没有第三条出路了吗？”

杨锐的问题切中要害，世界之大，难道就真只有这两种模式吗？是以他话语刚落，各部的官员都看向陶成章，他略略细想，道：“还有一个国家是在这两种模式之外的，那就是丹麦。丹麦也是地少人多的国家，其运用机械却很多，虽然那里牧业很发达，但也能证明农业并未只有机械化或化学化这两条路可走。不过，”陶成章特意看了学部尚书蔡元培一眼，很无奈的道：“丹麦的模式，我姑且称之为农业科学化，但这要求全民的素质到达一定的高度，在教育没有普及、国民素质没有提高之前，我国实行农业科学化根本不可能。”

‘啪啪啪啪……’蔡元培的掌声最先响起，虽然还没有轮到他做报告，但明显他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忍不住道：“之前建设五十六个项目时，财政是向军事倾斜的，现在战争结束，是不是要以教育为重点，开始普及小学教育？”

之前所决定的初小教育市场化，实行下来虽有问题，但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道德洁癖的学部官员总觉得这有辱斯文，对这种教育方式的评价很低。可杨锐只看结果，督察院下属审计局的报告对教育市场化则多有肯定，认为初小教育市场化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办学，而不完全依靠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使师资力量的压力大为减少；

同时，从经济收入上看，师范毕业生因为执教高小和高中，社会地位、工资收入都能让人满意，而废科举后的那些秀才童生，以及那些留日学生，终于不在无所事事，有了一份正当职业。考出一个初小毕业生虽只给七两银子，可实际上学生家长年节时多多少少还会送一些粮米鱼肉，这就使私塾老师的收入比之前估计的好得多，乡间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对此趋之若鹜。真要说什么缺点，那就是那些旧士子多信儒家，教的多是千字文论语之类，待到考试的时候才教授学部指定教材，这也算是儒教信徒对政府的一种软抵抗。

见蔡元培再提小学教育普及，民部的秋瑾也道：“确实是要由政府来普及教育，不然很多私塾都不收女学生，长此以往，女子还是不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