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说着一些激励北一辉的话，弄得他一时间找不到北，然后在冷静下来之后，他才想起来自己要问一些什么，这其实得益于他昨天晚上在心里的总结。

“竟成先生，我……”北一辉一开口却又不知道应该问那些问题中的哪一个，言辞紊乱后只道：“亚洲人民受到西洋殖民主义者的奴役，现在白种至上论大行其道，便是敝国很多人也认为白种人比黄种人优秀，以竟成先生看来，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不同，还只是因为他们比亚洲这些国家先富裕造成的？我们当如何去辩驳这种白人至上的说辞？现在我们似乎没有什么是比他们更优良的。”

“白人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关注脑，而我们关注心；他们重于思，而我们感于悟；他们是积极的向外，不断的征服外界；而我们是不断向里，不断的反省内心。这种思维差异的不同，使得他们为了改变世界建立了科学，而我们为了反省内心有了玄学。同样的两个人，走了不同的两条路，到最后收获也就不同了，白人建造了战列舰，而我们只编著了一些典籍。可这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思的传统呢？这其实也不是，先秦之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便是最早的东方思辨，还有杨朱贵己之说，更是最早的人权宣言，只不过后世儒家当道，这些都被他们湮灭罢了。”

杨锐说完这一堆之后，又把复兴会宣扬的国粹主义说了出来，道：“文明只是文化的具体体现，而白种人、黄种人，只是不同文明的载体。文明有生死、有兴衰，但文化却是长存的。当今世界，有古典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这些文化都不比西方文化逊色，不过这些文化所具体化的文明正处于衰弱时期，而西方文明正处于兴盛的顶峰。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让一些人由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得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谬论。”

杨锐的文化、文明之说只把北一辉绕晕了，这已经不是提倡均平富，抨击官商勾结，百姓遭殃小愤青的层次了，这其实已经是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述。看着小日本如听天书，杨锐便从陈广寿手里接过一本书，道：“一辉，我所说的都在这本书里，过段时间便要出版了，现在先把这本书的样稿送给你。”

伟人的新著更是在出版前送给自己，北一辉发条一般从只坐了半边的椅子上弹了起来，边鞠躬边接过，嘴中说着谢谢。在接过之后目光在书封上扫过，只见上面写着“西方的没落”五个大字，下面的著作则是杨竟成。名字很是吸引人，但是东方人的礼节却不是如西方人那般马上拆开，于是他只好抓住手里，好好的放在身前。

要想鼓动民族主义，那就要挖掘本民族的光荣历史，塑造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应有之义。但即使再多的“四大发明”、“四大文明”、“五千年历史”，也没有斯宾格勒的这本《西方的没落》来的实在。前者是愤青们看的，后者是聪明人看的。唯有如此，才能破除白人至上论和全盘西化论。由此，那些嘴里面高喊着民族革命，实际上却高举西方民主共和旗帜的孙汶之流，才会在民族革命上无立足之地。现在的孙汶，已经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鼓吹民族主义，那么民主共和就要抛弃；鼓吹民主共和，那么民族主义就要抛弃。

不过现在，他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因为复兴会已经给他戴上了一顶西欧主义的帽子，加上他历来鼓吹美式共和，同时举义又一心想获得列强干涉，这些证据之下，他已经被描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以民主共和为名妄图取代满清成为下一任傀儡，在复兴会的宣传中，他其实就是满清第二。翻开历史来看，在清末民国，搞革命没有洋人的默许和支持是无法成功的，即便是能成，也只是在偏远地区。谁要想革命，那复兴会就把他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至于复兴会，立的本来就正，即便是勾结列强、出卖国权，只要文化部一管制，文宣上再来一句：“罗斯福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或者高调宣传：“中x两国是一衣带水带水的邻邦，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谁敢说复兴会卖国？

杨锐歪想到“中x两国一衣带血、互殴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时候，北一辉小愤青已经问到第二个问题了，“竟成先生，请问您领导的革命，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在下说的是日本现在的经济被财阀们垄断，百姓生活不会困苦？”

北一辉的问题其实不出杨锐的意料，他还是笑道：“我把国家经济分成两个阶段，最开始只能实行国有化，这是强大国家的基础，那些私人资本是不会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去考虑产业规划的，因为资本都是趋利的。所以唯有政府主导的国有化才能打下国防的基础，同时也打下工业的基础，在这一个阶段，不单是百姓，就是政府官员也是困苦的。日本已经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一辉对这个阶段因为没有什么反对的看法吧。”

见杨锐问道这里，北一辉重重点头，他那本著作上面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对明治维新有恶感，而深恨全体国民勒紧裤腰带辛苦了一把，可最后创造的财产全部进了财阀的口袋，他以后所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说的就是要改造日本国内的这种状况，不过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本着为日本长远打算，他还想着要向外扩张，为大和民族挣得生存空间。他这样的思想，放在后世的网络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对国内左，对国外右，一边批判政府背离太祖、造成穷富差异，一边又鼓动政府要在南海强硬，打击菲佣越猴。杨锐对他们并无什么恶感，不过对于北一辉这个日本愤青，就一心想着怎么把他带到沟里去。

“国家的基础已经建立，那么接下来就是改革，再分配国有财富的问题。因为不改革，国有公司人事繁复，耗费甚大，加上又是政府官员管理的，他们并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官僚机构。即是官僚机构，那么自然心思不是在经营和盈利上，那些官员想的是怎么升官，而不是怎么赚钱，日本也是基于国有公司的这种症状，推行私有化，从而使财阀做大。这其实是经历发展的必然，在西方是由商而官，大商人最后成为政客的不在少数，而在日本，因为原本没有繁荣的商业，所以是由官而商，最终也是官商勾结。

这种过程上的差异就造成：美国商人最后都成了政客，但是还是有些商人不是政客。而日本财阀都通过谋夺国家财产起家，由此没有一个财阀不牵扯到官员。所以美国有罗斯福，但日本不会有罗斯福，美国的罗斯福可以打击那些没有政治背景的托拉斯，但是在日本托拉斯都有政客背景的情况下，日本的罗斯福将毫无作为。这其实也是说，美国可以通过法律改良民众生活，而日本只能通过革命改变现有状况，重新分配财富；而中国，在转型的时候，将更多的从技术上，而不是从产权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经济发展之后的民生问题，杨锐对美、日、中给出三种不同的解答，北一辉对于杨锐比较美日不同没有异议，只是好奇杨锐说的中国以后在技术上解决是怎么个解决法。“竟成先生，请教技术上解决是怎么解决？”

“技术上解决，就是说从管理上解决，国家只是公司的一个投资人而已，然后对外聘请经理人团队，由他们来管理这个公司，他们只是高级工人，不是高级官员，政府和他们只有经济上的牵连，没有政治上的牵连，这其实就相当于请了一个专业的管家。当然，这要在这些公司没有私有化之前才能实行，一旦私有化，那么就没有实施的余地了。”杨锐随便说了一个办法，他相信北一辉对于公司管理并不熟悉，看不出什么问题。

果然，北一辉在记下杨锐所说之后，问到最后一个问题，“竟成先生，您认为中国革命何时才能成功，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亚洲什么才能成为亚洲人的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