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本位面中国的反间谍能力是非常吊爆的，外国潜入的间谍基本上都是肉包子打狗，那是来多少没有多少，只有少数命大的能活下来，但是也被“感化”成了双面间谍。特别是那种隐姓埋名偷偷潜入进来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入境记录，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个人在中国就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是成为“为科学献身的志愿者”，还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或是别的什么，就得看各个部门的需要和心情了。

中国也因此成了各国情报人员心目中的“龙潭虎穴”和“生命禁区”。秘密潜入的损失率实在太高了，高的让各国情报机构无比肉疼。要知道，培养一个专业间谍可不容易，这玩意儿真心又贵又费时间，像这种肉包子打狗一样的做法，任何一个国家都受不了。

因此现在各国情报机构也学乖了。索性就大大方方的以公开的身份进来，这样就算万一出了事也好捞人。免得像以前的那些失踪的倒霉蛋，中国根本不承认他们到过中国。海关那边只需把手一摊：我们的入境上没有xx的记录，这说明xx根本没到过中国。

“哪怎么办？他是公开进来的，如果没犯事，我们不好动手……”

小胡子说道：“嗯，那就定为乙级监控目标，通知各地部门注意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第418章 石原莞尔的中国行（中）

……一战后的事实证明了“亚洲主义”的局限性，生活凋敝的人民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战的得利说明以前我们期盼的“亚洲主义”成功了，在中国的支持下，我们顶住了英法的压力，牢牢的掌握了摩杉，这是亚洲主义的成功。

但是因此得利的也只是财阀和权贵，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得到了应有的利益，他们仍然在饥寒线上挣扎。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的耕耘土地外，冬季则须进城作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有些农民，特别是长野县信浓川一带的山区农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摩杉垦地谋生。在城市，有劳动力的青年男女进厂作工，尽管十分勤劳，每天劳动18个小时以上，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各财团势力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整个日本贫者越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等问题比之战前更加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我以前也看过北先生（译者注：北一辉）的《日本改造大纲》，但还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危言耸听。等我到了中国，了解到这里的社会变化之后，才彻底醒悟过来。北先生是对的，日本人民的灾难正是天皇体制的固有缺陷，因为天皇本身就是财阀们的保护者，而反过来，财阀又成了天皇体制的最大支持者和捍卫者。只要天皇体制还在，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无法改变这种现象。

————摘自《从亚洲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作者石原莞尔。

……

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尽管经过了甲午之战和庚子事变，俺大清已经被彻底打回了原型。但此时的一些日本人对中国仍然存在一些“同文同种”的感情，他们认为中日都是黄种人，都被白种人欺压，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两国可以互相依靠了。

而且这种思潮在当时的日本还有不小的市场。比如侵华时多次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的老爹——近卫笃麿，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亚洲主义者。他曾经提出过“东亚保全论”和“亚洲一体论”，主张建立日清同盟，创建东亚同文书院，目的亦在于反对欧美、俄国主导支配中国，推广亚洲主义。

后来看到俺大清实在太废柴，他们又转而支持革命党，试图帮助中国革命，从而弄出一个强大的盟国。尽管到了后来侵华战争时，“中日亲善、东亚共荣”之类的亚洲主义口号彻底成了忽悠中国人的幌子。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亚洲主义”这种思潮在中日两国里都是有不少拥护者的，有不少人是真心相信这个理论。

这个石原莞尔也是其中之一。在原时空的1911年，石原莞尔正被派驻在朝鲜当少尉。当他听到武昌起义成功消息后，就把自己手下的一小队兵带到附近的一个山上，然后对天鸣枪，一群人泪流满面，使劲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而本位面中国革命的时间更早，1907年“丁未革命”那时，他还没毕业。他就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们一起跑到学校附近的山坡上，泪流满面的使劲高呼：“中华革命万岁！打倒清廷！”之类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