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考官对于举子，可谓是恩情尤重。大明的考生录取后，都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座师，称同考官为房师，而自称门生。

甚至慢慢的，这种师生关系渐渐演变为朋党关系。

生员之在天下，近或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通，姓名不通。可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称考生为门生。

而门生之中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称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

本来只是国家正常的选拔人才的一道考试程序，这是受朝廷安排，考生也是遵循制度应考，考中了也是因为考生的能力足够了，被录取了也是正常。

这之间本是公事公办，公平公正，无谓施恩受恩。可是从明朝开始，这种关系却在迅速变化，你录取了我，你就是我的恩师。我要录取你，你就是我私人。

于是，会试过后，新进贡士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结伴去拜谢座师、房师。甚至到了后来，不仅仅是会试这样，就是乡试也是如此了。

天下南北各地的士子，士子和朝廷的官员，他们通过一场科举考试，就迅速的攀起了关系，结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甚至往往在朝中结成朋党。

明代的党争，许多同党就是座师门生同年等这些关系结起来的。

刘钧当然不愿意看到明代的这种恶习继续。

今年科举会试，刘钧就没按照明代传统，以次辅做主考官，而是选了民务卿李邦华为主考总裁，同时又多选同考官。之后更是明确下诏，禁止考生认座师房师，更不许他们自称门生，不许拜谢送礼。

科举是国家的公正选拔考试，不能成为考官们施恩市惠之机，更不许官员与考生借此攀连，以此朋党。

这个禁令其实早在北宋之时就有过，但禁之不绝，明代之时，愈演愈烈，刘钧连下数诏申明此事，并在会试发榜当天，派了锦衣卫、东厂、都察院等监督部门的官吏到各个考官家门前守着。

当时不少士子兴匆匆赶到李邦华等考官府上，不顾朝廷诏令想要拜谢恩门。结果毫不例外的被登记了名字，然后被警告了一番。

这一次口头警告加记名一次，若有再犯，则将直接取消贡士资格，甚至严厉者还可能会受到禁考的处罚，最严重的将受到终身禁考的结果。

看到朝廷如此严厉的来真的，许多兴奋的贡生终于灰溜溜的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