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一种表现是，监察权力沦为政治暴力的工具。

建立严密监督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朝廷官员的清廉，严厉惩治贪·腐官员只是一种手段。朱元璋对贪官“剥皮揎草”，用意也只是震慑而已，希望官员都洁身自好。但是，后来的皇帝更看重的是这种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利用厂卫及其他监察机构来控制朝廷官员，通过莫须有的罪名和秘密的杀戮来建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局面，以达到皇权的稳固，将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阴谋为本的特务机关。典型的背本逐末。

明朝的皇帝这样做，朝廷的官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殿为臣的官员们也开始利用监察机构的权力互相攻击。在明朝，官员根据门生关系、同僚关系、同乡之谊等形成诸多的朋党，如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等。各个党派为了自身的势力，相互倾轧。

而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掌握监察机构，引导舆论，在官员的定期考核中清除对立党派的官员。如嘉靖时，严嵩即在监察机构内部安插自己亲信鄢懋卿、胡宗宪担任御史、巡按以打击政敌、铲除异己。徐阶力图去除严嵩，自己入阁，于是“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弹劾严氏父子”。

由此开始，科道诸官沦为内阁权力斗争的鹰犬，对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政敌，在内阁首辅或者本帮宿主的授意下“群起而逐之”。更有甚者，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权柄在握，大肆利用御史或者言官打击异己。

天启初，周宗建上书批驳魏忠贤专权用事，魏阉则指使给事中郭巩弹劾周宗建。其他科道官员如崔呈秀、倪文焕、石三畏等，御史王绍徽、崔维华等人，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尽了犬马之劳。在明代后期朋党之争的漩涡，监察机构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此时的监察机构已经完全背离设置该机构的宗旨，成为了吏治进一步败坏的催化剂。

异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监察官员整体的堕落。

明洪武十三年正式确定了官员的俸禄标准，其中一品官员是87石月、二品61石月、三品35石月、四品21石月、五品16石月、六品10石月、七品75石月、八品65石月、九品55石月。对比所有的封建王朝，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而且明朝廷在发放俸禄的时候只是发放部分禄米，其他部分通过折钞的方式发放，往往是朝廷变相地克扣官员的俸禄。

所以明朝廉洁的官员都过着相当艰辛的生活。如明英宗时期，御史刘准为七品官，每月实际发放的禄米只有一石五斗，养不活一家人，病死之后，还留下向同僚借的30石米的债务无法还。

明宪宗、孝宗时的张昺，官至正四品的四川按察司副使，因病辞官后生活无着，时而断炊，死后没有钱买棺材，还要靠旁人帮村才得以埋葬。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右都御史的任上离世，死后清点其财产，“俸金九两，葛布一端，仅衣数件而已”。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监察官员要保持自己的操守是需要坚强意志的。

然而，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退化。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带来私人经济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明朝内廷、宗室已经完全放弃了朱元璋所主张的节俭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奢靡之风盛行。

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俸禄微薄的士人群体逐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官员变成商人，权力化作资本，官场充斥着铜臭之气，当时的状态是“大官贪污受贿致富，小官舞弊勒索济生”，几乎是无官不贪。明代士林翘楚如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无不身家百万、富可敌国。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虽然科道官员当初也有舍己为国、一心忠于朱家王朝千秋大业的理想，但儒家伦理价值观总归经不住私人经济利益的强烈持久冲击，最终丧失自我，成为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李贽是明朝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万历五年做过姚安的知府，在面对私人利益和儒家伦理之间的挣扎，他这样自嘲“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而对当时读书人的目的也说得非常的直白：“自朝自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久而久之，缺乏有效监督的科道官员就同样染上了官场恶习，要么逐权逐利、贪渎成风，要么随波逐流。

这些监察官员“以缄默为老成，以謇谔为矫激，已难乎其忠直亦”。而一旦监察官员开始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滥施淫威、巧取豪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就沆瀣一气，对社会的盘剥就更加变本加厉、有恃无恐。

明朝初年的陈宁是明早期御史台的左御史大夫，在苏州时征收赋税非常苛刻，经常用烙铁烧人，当时官吏百姓都深受其苦，称其为“陈烙铁”。

嘉靖时期的赵文华，曾以右副都御史身份总督江南、浙江两省，也算是都察院的重臣了，同样也是下欺将士、上进谗言、打击异己、大肆搜刮。到了崇祯年间，“为人贪鄙无远略”的马士英，也担任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和右都御史，他在巡抚宣府时，刚到任一月就“檄取公帑数千金”。面对监察官吏普遍堕落，万历年间御史陈登云有这样的感慨，“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除大奸、歼巨蛀哉”，言语之间流露出对监察系统的彻底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