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

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并且全力招收人马，准备着下一次出征，而目标，直指北京！

另一路的张献忠也混的风生水起，他在谷城再次反叛后，暴民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

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

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至于朱由检为什么不杀左良玉，因为左良玉军纪军风并不是怎么好，是个刺头，朱由检挑着杀人也是欺软怕硬）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

随后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他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

农民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

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农民，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张献忠才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农民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农民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

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这也难怪，老朱家确实有着杀功臣的优良传统，再加上如今的杨嗣昌已经先后构陷了几名大将，弄得明军将领人心惶惶。因此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

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农民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他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