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上的日俄战争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国内局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却是突然变得紧张了起来。

从去年开始，两广总督岑春煊和直隶袁世凯之间就是爆发了全面的政治冲突，而这两人也都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带着一大票的盟友和属下，比如岑春煊在朝廷中枢就有军机大臣瞿鸿禨支援，而袁世凯则是之际把自己的幕僚徐世昌推进了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同时还和庆亲王奕劻是政治盟友的关系。

再加上其他中间派，墙头草之类的，几乎整个1905年下半年到1906年期间，国内的政治局势基本上就是围绕岑春煊和袁世凯这两个政治派系的争斗而展开的。

真要说起来，去年赵东云和赵尔巽争夺盛京将军一职，其实也算是这两大政治派系的一次争斗。

然而年初的时候袁世凯和庆亲王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说服了慈禧调岑春煊担任云贵总督，这云贵总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岑春煊自然是不愿意去的，所以就称病不就，留在了上海。

与此同时袁世凯推动了周馥上任两广总督，这个周馥是什么人？他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说他是北洋派系的人也许不太适合，但他绝对是袁世凯的政治盟友。

然而在这一系列南岑北袁斗争中，表面上袁世凯似乎是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胜利，然而这两年北洋派系的大规模扩张也是引起了慈禧的防范。

这几年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从一支小小的武卫右军起家，然后迅速掌控直隶一省，继而编练北洋常备军，前几年不说了，单单是去年北洋体系就办成了其他任何政治派系都无法办到的诸多大事，不仅仅北洋常备军六镇以及京旗常备军全数成军，而且还在1905年推动徐世昌进入军机处就任军机大臣，扶持赵东云就任盛京将军全方面掌控奉天一省，甚至有辐射掌控整个东三省的可能性，此外还推着王永庆就任江北提督。

这一桩桩的事单独拿出来都是巨大的政治事件，然而在1905年却是一股脑的发生在北洋体系里，这如何不让外人注目？如何不引起清廷的防范？

虽然袁世凯每年都给庆亲王奕劻送去不少金钱，奕劻也很支持袁世凯，但是也压不住清廷对北洋的防范啊！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1906年夏天日俄正在进行停战谈判的时候，国内袁世凯、奕劻、徐世昌等人联手推动的新官制改革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依旧遭到了岑春煊的政治盟友瞿鸿禨的强烈反对，并且一败涂地。

新官制改革中很多无关紧要的就不说了，真正影响权力核心的就是军机处和各部改革，军机处有多位军机大臣失去了参与枢务的权力，转而变成专管一部的尚书，其中就有袁世凯在军机处的直接代表徐世昌，然而袁世凯的死对头、岑春煊的政治盟友瞿鸿禨却是没有失去任何权力，依旧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兼管外务部。

如此一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在这一场官制改革中，或者说在中枢的权力斗争中全面落败！

而这一个失败随后很快就是引起了连锁反应，七月，面对诸多的弹劾奏章，袁世凯被迫辞去部分兼差，然而这还不算，真正对北洋造成重大打击的乃是八月份清廷发上谕正式成立陆军部，统辖全国新军。

这个陆军部的成立对于北洋体系来说乃是实际上的重大的打击，前文说过练兵处实际上就是北洋派系的练兵处，成立后就一直和朝廷的代表“兵部”进行权力争斗，试图争夺全国新军的控制权。

然而清廷却是借着练兵处和兵部多有矛盾、重叠等理由，不顾北洋体系的暗地反对，直接把这两个部门进行合并，并加入了太仆寺后成立陆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