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三国的时候，易中天说，我不喜欢诸葛亮。但是不喜欢诸葛亮，并是不依靠扎实的研究，指出诸葛亮有哪些施政的错误，用兵的错误，选人的错误。而是推出来一个贾诩，说是三国最聪明的人，我喜欢贾诩。

他讲的一大段话，其实前面充满癔想和错误的讲话都可以去掉，最重要的是想讲最后一句，这样一份全体公民签订的契约，就叫法律。读《社会契约论》，如果在一八几几年说这一番话，能够惊艳众人。如果在一九一几年到一九四几年说这番话，可以认为读书很多。如果在一九五几年之后说这番话，就会被认为从哪里来的疯子。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再说这番话，就可以把人惊得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了。

可以看得出来，易中天研究诸葛亮，说得不十分清楚，只能说我不喜欢。连我不喜欢他都说不明白，所以拉一个贾诩出来，说是最聪明的人。问题是，贾诩和诸葛亮有什么能比吗？

说《社会契约论》，书他读不明白。也不知道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诸般种种，对书的影响，书对这些背景的影响。而只在那里说，这些全体公民共同签订的契约就叫法律。

哪国的法律是这样制定的？在卢梭的时代，这叫理想。在易中天的时代，这只能叫癔想。

这位先生的思想，明显就是能够看清楚一些问题，但看不清楚更深的问题。看到了问题之后，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癔想。一如三国时代拉贾诩出来，一如在二十一世纪讲《社会契约论》。

当然，即使这样，在他的思想层次之下，还有海量的人群。还有人为他呐喊，易先生思想多么多么深刻，敢讲别人不能讲的话。这就是思想分层，他虽然思想层次低，但有海量人群的思想比他层次还低。

想着靠教育、开拓学识、提升眼界来提高这些人的思想层次是很困难的，他也并不缺这些。

用人的时候，如果把这样的人才放到需要比他的思想层次更高的职位，结果将是灾难。选拔高级将领、高级官僚的时候，不但要看学识、本领，还要看思想，不然不行。

统制这个层次，便有这个作用。不但是看一个将领的能力，还要看出一个将领的思想。思想跟不上，有本领能够打仗打得好，带兵却是灾难，也是不能用的。

到军营里找到李禀存，李禀存派亲兵把屠名前、周信找来，四个人来到一家叫“秦家酒楼”的酒馆。

在阁子里坐，李禀存几个点了几个菜，最后点了一盘酱牛肉来。

小厮飞奔着去吩咐备菜，李禀存道：“金人来了之后，初时没有牛禁，平遥人吃了几年好牛肉。最近一两年，又有了牛禁，金人还执行得特别严，平遥人又没得吃了。等到宣抚到来，又没有牛禁了。这才过了多少日子？你看城里的酒楼，家家都有酱牛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