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宵猎坐在位子上，微闭双目。案上放着这几天吏人整理的文书，堆积如山。

文书包括以前的州县条例，实际实行的制度，各城、镇、渡口等等的揽子等等。还有仔细整理出来的包括各种苛捐杂税的税额，实际收的数额，各地城廓和乡下百姓的实际负担。除此之外，汝州到底有多少主户，多少客户，有多少形势户，五等户各有多少。不同的户等实际负担多少。

地方不大，这些内容却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整理清楚，实实在在是个大工程。更复杂的事情还在后面。苛捐杂税肯定要减少，许多名目要取消。但到底要减多少税，减哪项，数额怎么减，都要仔细地斟酌。各种名目的吏人、公人、差役，以及形形色色的揽头、监当官、专知官，还有那些斗子、称子、拣子和库子等等，哪些当省，哪些不能省，都要考虑。

必须明白，官府管理地方，一定是需要人手的。这些人手，要由地方百姓来养，也不容质疑。王宵猎要做的，是把人手降到最低，百姓负担尽量减少。同时，还要打击地方豪强。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官府的收入也增加。这些事情，千头万绪。

一直困扰王宵猎的，其实是一个理论问题。

前世学来的，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再之后呢？之后就不知道了。

坦白讲，这种把人类社会分阶段的办法，是根据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历史分析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很难被套进去。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强，还是西欧强，仅因为西欧被分类为资本主义，是很难说清楚的。社会阶段更高，就比低阶段的强？一败再败的宋，和刚刚走出原始社会没有多久的金，显然都不同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能如此简单。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看中国的历史与事实。新中国的建立过程，教给王宵猎的，不是那几个社会阶段，而是几个重要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换一种说法，就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同样，新中国也是人民当家作主。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站在人民一边，也就站在了胜利一边。只不过中国大部分的时期，人民主动或者被动缺席了而已。当人民站起来，团结成一体，也就真正左右了历史。

这个理论在中国文化中并不稀奇。从孟子就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重视人民，发掘人民的力量，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

这个思想非常重要。欧洲的文艺革命，思想启蒙，同样也是从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开始的。不管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议会、选票政治，都是一步一步，认识到普通人是政权的主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人类的政治权力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链条，人民登上政治舞台后，政治链条开始慢慢闭合成一个圆环。

政治链条，欧洲有君权神授，中国有受命于天。皇帝君主从天命或者是神那里得到统治权，而后有任命的官员，或者是分封的领主，统治整个国家。从神授或者天命到最底层的百姓，是一层一层传递下来的，如同一条链条。天子或者帝王，以及各级官员和封建领主，处于这条统治链条的各个位置。最上面的天或者神，与普通百姓并没有什么交集。

这样开放的政治链条，决定了政治制度。不管怎么包装，用什么理论解释这种政治制度，都改变不了这种层层压制、层层分封的制度。只是在不同的制度中，天命或者神的地位不同，帝王、官员和领主们面对天命或者神的地位不同。最底层的百姓，基本没有政治权力。

当最底层的百姓，一步一步被融入政治中，天命或者神慢慢被移出政治。而由人民，来代替了原来天命或者神的地位。西方的议会和选票政治，从理论上，就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样的，后来的苏联和中国，采用了代表大会制度，也是用人民来代替了原来的天命或者神。

从开放的政治链条，变为闭合的政治圆环，是近现代政治体制跟以前的政治体制最大的不同。致于实行什么具体的制度，其实没那么重要。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分歧，更多的是盟友与敌对势力的分歧。

政治制度与开放的政治链条越不同，与闭合的政治圆环越接近，政治制度也就越先进。阶层固化和贫富分化对国家的影响，应该从这个方面来分析。

王宵猎前世，绝大部分的国家，绝大部分的政治家、理论家，对此都没有清醒认识。大部分的人都在意识形态中，在政治制度中，从经济管理上，进行各种分析。这些分析其实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只能从生产力，从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低，从国家的军事力量，诸如此类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