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外部强力的盟友援助，京城不会乱，不乱的京城令荣禄和慈安伏下的那些满蒙贵族们没有用武之地，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公然反叛，荣禄的计划被彻底打乱。

荣禄整天都焦躁不安，多次建议格兰特和蒙托邦马上进攻天津，而格兰特和蒙托邦坚持等待侦察队的消息。由于荣禄失去了内线的情报来源，他对彭玉麟和僧格林沁的打算也摸不准，但凭他多年的征战经验来看，彭玉麟很有可能继续破坏通往天津的道路，同时加固天津城防，他们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一旦京城内荣禄和慈安伏下的满蒙贵族被一网打尽，荣禄等人的反叛行动将彻底失去大义的名分，这是非常不利的。

与荣禄的焦急形成对比的是联军的兴高采烈，清军混乱不堪地撤离和几处要点的投降，联军缴获了500多门各种型号的火炮和数量惊人的各种军需。

英法军队越过白河，毫无困难地进驻右岸各炮台。他们在主炮台中发现清军统帅当作指挥部的木板屋，陈设舒适，墙上挂有军事地图。而两国海军和工兵则开始把堵住河口的各种障碍清除掉。铁链、竹排、树栅和突堤等障碍物花费了联军两天的时间，虽然困难但还是全部清除了。第三天上，联军的浅水舰队开入了白河。

英法将领们欢欣鼓舞的评估新的军事态势，由于首战告捷，对华征战似乎走上坦途。即使清军庞大骑兵完整无损，僧格林沁的主力部队也还存在，但格兰特和蒙托邦相信，天津已是唾手可得。

这座重镇距大沽约55公里，而离北京仅100来公里。前去天津，可取道旱路或水路，白河两岸均通行，同时走白河两岸可得到河中舰队的掩护，新河和大沽均为后方基地，而白河成为交通和供应要道。事实上，尽管河道蜿蜒曲折，炮舰一天足可开到天津。

蒙托邦将军毫特派身边第一副官德希安赶回巴黎，负责向拿破仑三世呈递大沽要塞投降和约。而格兰特将军认为，随着大沽炮台攻陷并签署投降书，白河水路开通，对华征战业已结束，或基本上结束。吴士礼也写信告知母亲：“第三次中国战争已经终结。”

第二轻步兵营少尉博瓦西厄却深感失望，写道：“战争结束了，所有炮台都落入我军手中。我们刚开了个漂亮的头，远征仗打得太少。这不值6个月的海上颠簸。”而同营的另一个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则高兴地写道：“天朝外交果然比军队更有本领，必将很快给予我军将士其他报偿和战果。”

米特雷西伯爵强调，这是继1793年马戛尔尼、1816年阿美士德之后，欧洲人第三次深入白河。他乐观地指出：“而这一次，在幸运的1858年，这后两位使节终将直抵北京，在天朝都城签订一个条约。该条约将在这遥远的国土上增强两大盟国的实力，并长期建立向全球各国开放的新市场。”

对于联军的乐观荣禄嗤之以鼻，他这段时间在加强对军队的整编和管控，联军大方的将缴获的500门火炮中的绝大部分火炮交给了荣禄的军队，而荣禄在恒福安排的地方官员配合下，很快组建了一支当地壮丁组成的民夫队伍，他们的规模和南洋苦力队的规模不相上下。

联军的盲目乐观终于被侦察队带回来的消息惊醒，后撤的清军在白河两岸通往天津的道路上大肆破坏着，他们分成若干小队，每队有百余人或数百人不等，对沿途所有的道路、桥梁进行了很严重的破坏。清军破坏小队在道路上挖出密密麻麻的小坑，这种小坑只有拳头大小，对人的阻拦作用不大，但很容易会让马匹伤到脚。同时他们在不同地段挖开了白河的河堤，让河水继续制造泥泞。

而白河舰队的侦察船则发现清军在上游地区凿成了相当数量的运粮船，这些船原本是漕运粮食上京城的船只，现在基本漕运被切断，这些船都停在天津附近，如今被僧格林沁和彭玉麟下令凿沉来堵塞白河的河道。

侦察队带回来的消息令人沮丧，联军的将军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战争，用格兰特将军的话来说，真搞不懂这些清国人的想法，但他们的做法制造了很多麻烦，对我们的工兵来说这是一个考验。

于是联军的工兵们在咒骂声中开始了行军和清楚障碍、恢复交通的工作，同时令人沮丧的是很多水源被清军投入了大量的死亡动物尸体而变得不能使用。于是联军的行军只能仅靠着白河两岸，并不能离开白河太远。

蒙托邦开始有些敬佩清军那位蒙古统帅，他只略施小计就把敌人引到他所希望的行军路线上来了。格兰特则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清军并不需要侦查就知道联军在哪里行军，这种感觉非常不好。荣禄则冷笑着说：“这并不是僧格林沁的主意，而是彭玉麟的。”

联军的行动迟缓给了清国人很多时间去加固天津的城防，在此之前，天津似乎由两座大型炮台守卫，架有一批大口径的重炮，而此刻荣禄相信彭玉麟和僧格林沁一定增设了更多的炮台、营垒和堑壕，天津将变成第二座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