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了盐商之后，剩下大多数的乡官都是和陈田一样，对均田有不满的。西王当即发布了均田制新令以为补充，当中规定，各族族田当重新丈量，并成立乡官所，族田田契以乡官所名义办理，名义上这便是一大姓宗族的公田，官府按公田数目收取粮赋。族田可由宗族传承，但不可荒芜，必须有人耕种，凡超过三月无人耕种之族田，乡官有义务召民耕种。同时晓谕乡间宗族，但凡将族田租种外姓人者，所纳粮赋可减三成。但公田耕种粮品必须由农业司指导，专门划定粮食区、经济作物区，不能全都种茶丝等物，必须保证一定的粮食产量。

至于什么种鸦片等更是不允许，凡是违反农业司指导耕种的，轻则罚银子，重则治涉案人等之罪，更重者抄没公田。

看着林林总总的《均田制附粘补充条款》，陈田暗暗松了口气，没有强制要把族田分给外姓人就好，总算保住了族田，至于租给外姓人种也是必须的，族中也没那么多劳力，招佃户还是必须的。至于要按农业司的规划耕种，陈田也不担心，因为附粘条款说了，若是照农业司规划耕种出来的粮食、作物在交了公粮后，剩余的无法销售，由官府统一按时价收购。

萧云贵的这个做法把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首先就提了出来，苏褔省必须保证粮食供应，不能因为放开了工商，老百姓都跑去种植茶叶、生丝这些作物，必须由农业司根据农垦面积做出合理的规划来，否则粮食储备不足，何以对抗清妖？何况还要喂饱天京那边！

而乡官所的设立让陈田感觉更有官的味道了，天国比满清还要大方，直接承认了族长对乡间的控制，但他却没想到，当了天国的官，就被那些官吏该守的规矩给套住了。西殿更派出工作队下到乡间，帮助乡官们处理宗族经济纠纷、治安事务、民间纠纷，更是慢慢的在淡化族长的权利。

说完均田和乡官所后，陈田大着胆子起身道：“西王，属下杭州佐望镇大河乡陈田，属下族人大多都是靠织布为生，如今新政广开工商之业，往来厘金关税也削减太多，洋纱、洋布广进，属下族人所产织布无人问津，就怕今后断了生计啊。”

第三百二十六章 工业力量

陈田大着胆子说了织布作坊之事后，马上得到不少乡官的附和，这倒让陈田大大松了口气，看来也不止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啊。

说起苏褔省的纺织手工业，就不得不提著名的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的历史可以上朔到明代。

明代官府经营的丝织染业，督管此业的职官亦称织造，明朝又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造，称织造太监。明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处设局织造宫廷应用的丝织品。

清初仍旧，顺治五年，清廷改由户部派员管理江南织造。十三年，仍归内十三衙门（宦官机构）派人，每年更换。康熙二年，改由内务府派官久任。康熙时，织造有以密折报告各地情况的任务。雍正初曾继续执行，雍正十三年废。

明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朝廷官局包括：设在南京的内织染局，又名南局，隶工部，料造进宫各色绢布；设在北京的外织染局，即工部织染所，以染练绢布为主；另在南京设有神帛堂（隶司礼监）和留京供应机房，前者专造神帛，后者备不时织造。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直各府州的二十二处织染局，嘉靖七年后约为四省直十九处。各地方织染局岁造段匹（包括纻丝、罗、绢等）的原料为本府州民间交纳的税丝；经费多出自里甲丁田税银。明代官局织造虽遍及各省，但其搜刮重心是江南地区。朝廷官局大半只从事织品染练，而皇帝所用赏赐各项段匹，主要由苏州、杭州等府地方织染局分别造解。岁造段匹虽有定额，但常在额造之外添派，且往往增造坐派远较常额为大。明代又以太监督管织造，最初督造上供段匹，后发展为兼管地方织局的岁造。这些人凭借威权，搜劫不已，奸弊日滋。

织造主要建立在各地染织手工业者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一般采取局织形式，集中生产。这些供役工匠通过匠籍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劳役形式编入各地织染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苏、杭等府地方织染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属于轮班匠之类。有明一代官营织造迭经演变，苏、杭织造曾因诏令停止织造而间行间止。

各织染局的生产经营方式也有过多次变化。变化内容主要围绕局织、市买和领织三种形式交替实行。市买和领织通常是在局织产量不足或停顿的情况下，官局用以搜括岁解段匹的补充手段。

到明代后期，江南苏、杭地区由于官局织造日趋衰落，私人手工机户包揽领织的生产有较大发展，领织成为官府对民间丝织业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