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商鞅、韩非便是法家学派的佼佼者，都非常重视法律，但是二人所推行的法家学派学说，也不外乎是在人治的基础上，提出法治的思想，但却并没有得到实现。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张彦想推行法治，必须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所以，这次他先颁布几道法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且首次公开表示，民可以告官，一旦严查属实，就算是当官的，也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正所谓，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汉代也有律法，其主要法律形式分为四等，分别是律、令、科、比。

“律”是国家的常规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普遍的适用性；而“令”则是皇帝随时颁布的诏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令”的法律效力高于“律”，它可以代替、更改、甚至取消“律”的有关规定，也可弥补“律”的不足。

由此就不难看出，汉代虽有律法，但只要皇帝一高兴，随便下个诏令，便可以推翻一切的律法。

“科”即科条，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

“比”是指典型的案例，在律无正条的情况下，采用可以比照判决的典型案例进行司法审判，它是较“律”更为灵活的一种法律形式。

在汉代的司法体系当中，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

在中央设廷尉专理司法，审理诏狱和疑狱，丞相、御史大夫参与司法。在地方上，州为最高司法机关，州牧审理郡县上诉案件。郡、国则由太守、国相兼理司法，设决曹掾吏专理司法。而县里面，则由县令兼理司法，并设县丞佐理司法。

由此可见，汉代是典型的人治社会。

这一次，张彦颁布的法令中明确规定，凡是都按照法律办事，即使是他自己犯了法，也要受到严惩，只有这样，才能让新的法令上行下效，政令通畅。

张彦除了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法律之外，又废除了好几种残酷的刑罚，诸如凌迟、车裂、腰斩等刑罚，都被一律废除，只保留斩首和绞刑这两种执行死刑的方式。

各种法令在半个月内，悉数颁发了下去，这个冬天，将不会再那么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