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正是德军投重兵于东线发动反击的时期，加上西欧、不列颠、北欧以及非洲占领区都需要驻扎军队，留在本土的军事力量主要分为三种：其一，是新征召的预备部队，他们通常以营、团为单位进行新兵训练，战斗力一般；其二，是从前线返回本土休整和补充的轮休部队，老兵带新人，陆续接收补充装备，战斗力较强；其三，便是长期驻扎在本土的防卫部队，包括空军的防空力量、陆军的守备部队和海军的要塞部队，这些标准的一线部队不仅官兵磨合度高，而且熟悉环境、士气旺盛。

虽说弗里克联系上的主要是第一类部队，而且加起来还不到四千人，但罗根还是由衷地佩服起这老头的人脉和计谋来。要知道这些驻扎在德国东部尤其是首都周边的部队是赫斯和博克两派都竭力争取的，但他们很多人要么是不作任何表态，要么是干脆关闭电台“失去联络”——半年前那场变故给这些军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当时希姆莱掌握着党卫队百万之众和大批秘密警察，实力比如今的赫斯和凯特尔联盟强得多。在希姆莱垮台之前，许多不愿意支持其的军官都遭到了软禁甚至是刺杀，选择支持希姆莱的则在其倒台后受到了审判，虽说最终只有两名国防军军官被枪决，但蹲监狱和就此退役的可不少，他们中间不乏年轻有为以及功勋卓著者。一不小心站错了队，前途尽毁不说，就连名誉也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这对于传统的职业军人简直比失去生命还可怕！

口头应承未必会转化成实际行动，这一点罗根自然不会忽略，他很清楚地知道，卡尔·里斯瓦尔少校那样的败类终究只是少数，关键时刻值得信赖的依然是自己的老部下！

“长官，有一位自称克雷斯上校的人在外面求见！”史蒂芬伯格手下的一位团参谋军官进来报告说。

“克雷斯上校？”罗根很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了一番，自己似乎并不认识什么克雷斯上校。换了平时也就罢了，在如今这种混乱局势下，以非常规手段干掉对手已经成为很常见的方式。

“他有说什么？”弗里克在一旁问。

“呃……”参谋军官想了想，“对了，他自称是受到一位重要人物的委托前来与您会面的！”

罗根想了想，“好吧，带他进来，但要他交出枪械并接受检查！”

等到军官离开了房间，弗里克揣测到：“大人物？会是博克元帅那边的，还是赫斯派来的？”

“一会儿就知道了！”罗根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否先到里面的房间休息片刻？”

这原本是车站的高级吸烟室，里面还有个小小的隔间，弗里克点点头，直接推门进去了。

一分钟之后，先前那名参谋军官领着一名神情淡定的陆军上校进来，此人腰间所佩的枪套没有扣上，看得出来是刚刚交出了手枪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被解除配枪甚至遭到搜身而有任何的不悦。

“你先出去吧！”罗根对那名参谋军官说。

“好的，我就在门口，有事您随时叫我！”参谋军官看起来并不怎么放心，但他的补充话语在罗根看来却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若是真要行刺，这人岂会被一句话吓退？

等到参谋军官退出房间并关上门，上校缓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元帅，我是受卡纳里斯将军之托前来，这里是将军的亲笔信！”

在这个历史时空，柏林人对1941年的记忆比较黯淡，这一年经历了苏俄空军的连续轰炸，经历了阿道夫·希特勒之死以及因争权夺利而起的流血冲突，所幸的是，这些事件并没有对城市造成严重毁坏，各个时期的建筑物都按照原貌保存着，而在城区的西北端有一座莫阿比特监狱，它未曾关押过非常著名的囚犯，也没有巴士底狱那样高耸的围墙和不凡的历史意义，这造型呆板的建筑只是默默地矗立在机场和航空博物馆的西北方，远眺着一刻不停流淌着的施普雷河，静观历史的变迁。

1941年11月7日，就在以汉斯·罗根和威廉·弗里克为首的宪政派占领柏林的第二天，冯·维茨勒本的军队和号称精锐的新版“元首警卫队”重新夺回了柏林，在局势基本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一支由党卫队员、“治安管理者”和警察组成的队伍也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施普雷河畔。这些宣誓效忠新元首的武装分子虽然缺乏坦克大炮，却也不是完全的等闲之辈。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二、三十年代可算是打击政治对手、驱除犹太居民的行家里手，一般的枪械能够熟练玩转，普通军车也开得呜呜作响，他们进攻非常迅速，打斗非常勇猛，当然了，撤退的时候也是跑得非常快的。一句话：他们能够胜任除常规作战任务之外的各种暴力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