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话——“我，日本天皇裕仁。”——就使大竹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天皇从来不用“瓦达库西”（“我。”），而是用只有他才能用的“朕”，即天皇的自称。河边一边听，一边盘着双手，闭着眼睛，好象非常痛苦似的。一听到“奥瓦里”（“完。”），他便在桌子上一拍，说：“希马依！”（“完蛋。”）

李永泽尔是个日本问题专家。他非常清楚，对日本人说来，给天皇写那样不加虚饰的词句，是多大的侮辱——很明显，日本代表“即将死在他们的椅子上”。在公寓内，当日本人正在收拾行装回国时，李永泽尔和王西京试图说服河边和冈崎放心。

“我可以肯定。”李永泽尔用日语说，“最高司令并不是有意要在日本人心目中贬低天皇。”他告诉他们不要去管文件的措词——他会亲自与钱四海谈的。他让他们“按照诏书的正式格式，以习惯用的结尾”自己起草。李永泽尔对王西京说明自己对日本人的许诺。王西京原来还不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愁眉不展。

“王西京将军。”冈崎用英语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我真的无法向阁下解释究竟有多重要！”

代表团离开罗萨里奥时，大竹向一个站岗的日裔华人作自我介绍。那个警卫也告诉他，他姓高村。在中华，大竹娶了个日裔华人，也是姓高村。“你有没有名叫越代的姐姐？”大竹问。那个哨兵点了点头。大竹说：“我是他的丈夫。”两人握了握手。“到日本后找我。”大竹上车时对他的小舅子说。

方振功将军认为李永泽尔让日本人重新修改文件措词的做法是对的，但叫他要向钱四海讲清楚。钱四海搂着上校的肩膀说：“李永泽尔，你处理得非常正确。事实上，我确实无意要在他（指天皇）的人民心目中贬低他。”通过裕仁能最好地维持有秩序的日本政府。他甚至问，到东京后天皇陛下不知是否会来拜会他。“如果他来，那将是日本天皇第一次拜会别人，是不是？”

“会的，将军，会来的。我确信他会那样做。”

代表们回到济州岛后，发现有一架三菱制飞机不能起飞回日本。有几个代表说，这可能是有人破坏，但大竹觉得可笑——不能起飞的那架就是擦肚皮着陆的飞机。河边、冈崎和其他六人坐上另一架轰炸机，开始回国的长途飞行。冈崎口述了一份备忘录，由下属官员竹内春海记录。但河边将军却在沉思，憧憬着中华人所许诺的未来。“假使人类能在相互关系中行使正义和人道。”他后来写道，“战争的恐怖就很有可能避免，即使战争不幸爆发，胜利者也不会不可一世，失败者的痛苦也会立刻减轻。真正的文明大国是第一个先决条件。”

太阳下山后，凉爽的空气在黑暗中通过机身的弹孔嗖嗖地吹进来。为了暖和身体，代表们喝起中华盛产的白酒，最终全入了梦乡。约在十一时，飞行员把他们叫醒，说有个油箱漏油，只好飞到最近的陆地上去。如果飞不到，掉入海中，飞机只能在水上飘浮片刻。他让大家把救生衣穿上。

他们最关心的是文件——如果丢失，中华人会认为是故意拖延投降仪式的举行。文件交给了冈崎——他是运动员，曾于一九二四年代表日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发动机慢慢停止转动，机身开始下降。从窗口望去，竹内看见机身底下的大海在闪烁。他试图把救生衣系上，但手指冷得发僵，不听使唤。除冈崎外，大家默默地用手支撑着前面的座位，脑袋耷拉着。冈崎用双手紧抓着宝贵的文件。飞机弹跳入海中，海水飞溅在机窗上。它象掠过水面的石片一样，碰到了什么，立时停了下来。

油桶翻了过来，从竹内身上滚过。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咱们没事！”竹内摸了摸脸，粘粘糊糊，以为是血，实际上却是油。飞行员打开一个旁门。海水涌进来，竹内希望在飞机沉没前能爬出去。接着他就发现，飞行员站在水中，水只有齐膝深。

冈崎的前额撞了一下，昏昏沉沉，自己踉跄地爬出飞机，趟水上岸。前方，富士山映现在月色下。

其实陈绍对日本的未来想得不多，一点也不伤脑筋。

第一，他从来没有想过占领日本，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很多秉性源于中华文明，他们又在这种文明身上掺上自己独特的文明，同仇敌忾之心异常凸显。除非陈绍狠下心来，灭绝整个日本。

第二，在亚洲没有人来和中华分享胜利，因为战争是中华一家承担。这就少了很多烦恼，只要是中华想要的，根本不用顾及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