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后来立下规矩，强行约束了农户和佃户的行为，最富有的食邑佃户和一般般的农户佃户都要缴纳比较高额的赋税给苏家，相交于他们之前缴纳的赋税和他们的收入而言，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富庶的农户就要缴纳更多的赋税，而贫穷的农户可以减免赋税。

这样一来，苏家庄子和三原县的风气为之一清，王元的工作顺利展开，而这种做法被李二陛下无耻的窃取了，李二陛下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理念，富裕的地方缴纳更多的赋税，而贫穷的地方就可以适当减免赋税，这就是均贫富的一种方式，也是打压富人的扶住穷人的一种方式，最终可以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呵呵呵呵……你丫的想得太远了……

反正在那之后，苏家庄子已经成为了全大唐的模范，苏家模式也被不少有心的家族所模仿，甚至大唐官方也在有意识的模仿苏家的做法，于是一时间关中各个试点地区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第一批可以吃饱肚子而不必饿肚子的人出现了，苏宁对此高度重视，连上三道奏折要求李二陛下抓紧当地的法制，因为所谓保暖思那啥，若是不抓紧法律建设和教育建设，很有可能会闹出乱子。

苏宁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保暖思那啥，是人类的通病，也是不可避免的，世上唯有法律可以制止，教育可以约束，双管齐下，才是人力可为的最高境界，苏家庄子危机也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很多次，被李二陛下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第一波致富危机才就此被打压下去，但是第二波更大的危机正在接近，苏宁的头脑很清楚。

但是即使如此，三原县也成为了诸多官员梦寐以求的地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升官儿良方，都不需要做什么的，只要你在那里，哪怕是无为而治，天天闲逛，粮食产量和赋税也会连年上涨，这才两年听说当初的三原县令就要入驻中央了，现任的三原县令估计也距离升官儿不远了，所以那个肥缺，谁不眼红？

最关键的事情是，三原县是苏侯爷的封地，做了县令还能和苏侯爷搭上关系，外面人都说王元的升官儿速度那么快就是因为有苏侯爷在后面保着，苏侯爷是皇帝面前的红人，给一个小官儿谋一个出路不是妥妥的吗？要是能和苏侯爷搭上关系，成为三原县令，那么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啊！

徐治也不免的会抱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也不想在长安县县令这个位置上再做下去了，长安城到处都是一些横行无忌的世家子弟或者是将门功臣子弟，对于世家子弟皇帝是想管而没有办法立刻就管，对于将门功臣子弟皇帝是压根儿就想包庇。

皇帝亲口对徐治说过，之前他看《汉书》的时候，对于汉家苛待功臣这一说很是反感，对于开了先例的汉高祖刘邦也非常的责怪，人家出生入死为你打江山你却狡兔死走狗烹，这算什么？所以就在开国之后尽全力保护好那些功臣，那些功臣都跟自己出生入死打江山，现在江山打下来了，他们想要享受，也是应该的，作为皇帝，是应该把他们应得的都给他们，至于他们嚣张一些跋扈一些也是难免的，就希望徐治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话李二陛下说得容易，但是徐治做起来却难了，这几年以来在长安县令任上徐治是兢兢业业战战兢兢，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过错，但是对于那些豪门子弟和功勋子弟到底该如何应对，皇帝却总是含糊其辞，其实他也是生不逢时，要是在贞观十一年以后，皇帝肯定不会是这样的态度了。

李二陛下话中有话，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在尉迟恭暴怒差点儿打瞎了李道宗的眼睛之后，李二陛下非常不高兴，意识到自己对待功臣太过优容，也进而意识到汉高祖对待功臣严苛不是因为有意要对付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嚣张跋扈破坏国家法制，对于刚刚建立的国家没有好处，更有甚者起了不臣之心，所以汉家才会这样做，只是做到后来有些偏颇了。

贞观十一年百骑司的建立和尉迟恭受训，乃是贞观朝对待功臣态度的转折点。

可惜徐治没有赶上这个好时候……

所以他非常想要去三原县任职，他和苏宁的关系不错，更是共事过，苏侯爷清楚自己的能力，自己也清楚苏侯爷的品性，李二陛下对待自己也一直不怎么明朗，似乎觉得自己资历不够，不能升迁或者外放，这样一来这个位置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只有借助别人的力量逃离，到底自己不是李二陛下的家臣，而是寒门子弟。

苏宁也明白这一点，王元要升迁了，就要离开雍州刺史这个位置，对于三原县的保护也就没办法继续了，继任三原县令的那个家伙还算合格，但是他若是升迁就不知道去哪里了，会不会留在雍州做刺史也不一定，苏宁急需扩充“自己人”的队伍，而徐治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把他们通过三原县令的位置一个一个的提拔到中央，搞不好以后朝中还真的会形成自己的一股势力，叫做“三原帮”，嘿嘿，还真有可能呢，徐治的能耐是合格的，是一个合格的干吏，贞观朝就需要这样的人，哪怕他是自己提拔上来的，李二陛下也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