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此时的汴京已经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在这古代已经可以称之为超大型城市，和现代的大城市一样拥有着交通拥堵、发展空间狭小、消费性支出庞大等等弊端，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开封周围贫瘠的土地远远不足以供养这么大的人群，尤其是粮食和资金严重依赖东南地区，导致富了首都穷了东南，造成南北发展差距过大。

只过了不到百年，江南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如今赵柽开海通商，大力发展手工业，使得江南才得以恢复，而遭受靖康之乱北方却元气大伤，使得财政依然要靠江南供给。

现在随着赵柽扩张的军事路线实施，宋朝已经收复燕云十六州，并远达漠北地区，金国虽然尚存，但北部的军事威胁大大减轻，中原地区已经成为后方，向北部的洛阳迁都不仅能避免财政过分依赖江南，还可以促进中原经济的发展，以此带动整个北方经济的复苏……

自立国以来其实有两次机会是迁都的最佳时机，一个是太祖建国之时以‘辞旧迎新’的名义以洛阳为都，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太祖最终屈服于群臣的反对而没有能成功；再有就是靖康之变后，赵柽继位之时，那时汴京失陷任谁也明白此处为都并不是什么好地方，让女真人两次兵临城下。

但赵柽没有迁都，一者因为洛阳残破，土地荒芜，事出仓促难以成行；二者便是出于稳定人心，在两君北狩、黄河以北沦陷之时，收复都城有着现实的意义；第三就是赵柽不想背负‘胆小鬼’的名声，他要在击败女真人，将其灭国之后在堂堂正正的迁都，免得让天下人耻笑其因为害怕当了皇帝后马上迁都躲了起来。所以赵柽继位之后，局势稍定便遣景王赵杞以安置皇族子弟的名义修缮城池，整修宫舍，疏通运河，发展经济，以备将来时机成熟之时迁都。

而迁都可以说是国之大事，需要庞大的开支及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大家肯定不会全部表示同意，对此赵柽也做了全面的准备。他仔细研究了太祖迁都之时群臣的反对意见，综合起来以当时的起居郎李符的‘陈八难’和李怀忠的进言最具代表性。

李符上书中称：“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李怀忠进言所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就当时形势而言，李怀忠和李符的理由都是很充足和现实的。

但现在洛阳经过赵柽十多年的经营，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主要的阻力将是来自像太宗那样的利益既得者。虽然赵柽还没有确定继承者，但汴京成为大宋的都城已经近二百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地方势力，他们和皇族及朝廷官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迁都将妨碍他们的利益，也将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

而当年太宗劝服太祖的‘在德不在险’也在儒教盛行的大宋拥有很大的市场，他们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以为单纯的依靠德政就能江山永固。

即便本朝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以汴京为都的缺点。名臣范仲淹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名将韩琦也曾建议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或被人劝阻，以致遗祸后代。

后世顾祖禹总结的好，他说：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赵柽对于‘德险之说’也是另有看法，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但与敌人谈道德和与虎谋皮无异，满口仁义道德的嘴是无法战胜凶残的敌人手中的刀的，道德只对讲道德的人有用，对侵略者来说连屁都不是，想来女真人给大宋响亮的耳光大家不会这么快就忘记的……

……

此刻在东都苑狩猎的赵柽并不知道李纲和陈遘两位首辅所言，他白日刚刚猎到两只鹿，交给厨子们去打理，自己溜溜达达的出了御帐出了营地想散散心。见皇帝想出门，立刻有一队值守的近卫军上前随行护卫，赵柽摆摆手让他们退下，只有旺福带着几个内卫跟上。

东都苑是豹将的驻地，皇帝到此游猎他们自然早就布置了警戒，将整个东都苑围了起来，禁止闲杂人等进入。而随扈的近卫军则负责营地的安全，在御帐周围五里布置了第二道防御圈，内卫大队则负责核心部分的防守，也就是皇帝及其一家人的安全。这是在国内，周围又都是精锐，所以大家放心的任由皇帝出了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