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虽说可以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左右经济或打击商贾，如蔡京推行的新盐法，至使商贾数十万盐钞一夕作废，那些豪商瞬息破产。但在官府和商贾的较量中，总是两败俱伤，最终把损失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受苦的依然是老百姓。

以上只是其中一部分，便可看出宋代官办“公司”的面貌，大家可能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低价占有原料和产品，近乎无偿地征调工匠、厢兵、农民、船工等劳动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销售靠强迫老百姓认购，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进。即使经营亏损，也可用硬性提高价格的方式，将这些亏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掩盖其经营失败的真相。

超经济的掠夺，有时还能聚敛一些货币，造成‘厚利’的假象，而这种厚利越大，即意味着非法剥削越严重，对社会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亦愈加深重。蔡京的乾坤大挪移导致了宋的经济机会崩溃，民怨沸腾，王黼也看出了这点，上台后立刻改了蔡京的作法――废除了榷务司，大奸臣一下变成了人皆称颂的‘贤相’，可见其毒害之深。

宋代也不乏有识之士，欧阳修就曾对此种政策分析说，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由市场调节物价……

赵柽在离开西北之前，为了吸引流民，增加人口，利用东南民变大肆宣传西北的富饶，招揽了以十万计的流民奔赴西北。以他当时所想，只要以缴获的粮食，加上结余的军粮便足以帮助流民度过粮荒，屯垦政策实施后，开垦出大片的土地，到了秋收之时，便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完成自给自足。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黼等人趁自己离开，遣人到西北扩公田，导致政策难以完全执行，熟地大片撂荒，荒地得不到开垦，产生了巨大的粮食缺口，可如今府库空虚，靠政府根本无法救济，而如果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酿成更大的混乱。

如今赵柽只能从外地购粮，但各级政府手中又无钱，皇上又下旨免了西北农民两年的赋税，以示皇恩浩荡，唯一能抓钱的地方就是商税。而最大的商税来源便是盐税，而如何能吸引到大批盐商到西北，又换来应急的粮食变成了头等大事，也是考验他们执政能力的第一道难题……

第四十一章 忙碌

作为一项应急政策，宣抚司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商贾到西北做买卖，其中一条是凡是运粮到西北的商队在河东、陕西、河中三地一律免税；而从西北贩运货物也只需一次性缴纳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五的税赋，在西北境内便不需另行缴税，同行全区。

赈济流民买粮的资金，这个就落在了盐税上。由于盐州的盐田都被王黼的狗腿子们给卖了，钱都装进了赵柽他爹的腰包，就是想进行国营也没了基础，便由宣抚司在产盐地设置盐监，按各个盐田卖出的盐量征税，每斤固定征收五文，而盐价由市场调节，政府不擅自干预。

对于流民，由政府统一调配，引导他们建立屯田点安置。由于现在已到了六月，延误了农时，由政府发放粮食及生活必需品，但是东西不白给，而是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引导流民开垦荒地，疏导灌渠，修建定居点，以备度过寒冬，为明年春耕做好基础工作……

“王爷，您用魏伯初为盐监，这事是不是再议一下？”宣抚司判官陈过廷说道。

“副使几位也认为魏伯初不能胜任吗？”赵柽喝了口茶看看坐在堂上的几位反问道。政策制定好了，也需要人督导，赵柽将自己的宣抚司几员干将分成了几组，副使许宗衡坐镇太原居中调度，处理日常事务；杨时负责开展民屯工作；周行己负责经济工作，对各项税收居中调度，协调与各司、各府对资金的分配问题；陈过廷则带一路人巡视各州府处理纠纷，惩奸除恶，稽查各级官员；而他也闲不下，老毛子有句话叫‘一百次挥舞拳头，不如战略轰炸机震动下翅膀’，针对西夏蠢蠢欲动，各蕃部人心不稳，流寇作乱等严重事件，他要带兵巡边，予以震慑，一待事情安排好，大家就要各忙各的了。

“嗯，下官以为陈判官说的有理！”许宗衡点头郑重说道，其他几人也点头称是，“魏伯初先投蔡京，后投王黼，且先不论其德行，在其专主榷货务时，与交引户相互勾结，但凡有商旅算请，皆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所以下官以为其操守过劣，不宜担此重任！”

“是啊，许副使言之有理，盐税关系到我西北稳定，王爷将如此重任交给此人，实为不妥，还请王爷三思！”杨时也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