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艾道：“君上，其实我们早前就分过数次，现在最大的一支还在赵国阴山，族长起意分族，我们这一新支将会迁入东骑，为了不忘旧地，我们今后就改姓令狐氏了！”北信君莫名其妙的张口，万万想不到，这个大名鼎鼎的令狐氏竟然是在自己的眼前出现了！

“希望令狐氏可以发展壮大！”北信君感慨的说道。这时令狐氏笑道：“多谢君上吉言，君上神灵护体，小老儿多谢了！”几下分说，朱仓带着大恶白崇恶一行回去交差了。而北信君则带着变多的人轻装的上路，这下子，他可以放下一小会心情，可以做自己的事了。

北信君主要是把精力放在了和法学者论法的上面，他没有自己开讲，那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提出了要求，告诉众人如何立法。北信君开出了要立民法管民，立商法管工，立农法帮农人耕种。此外还要立公法，这是管理官员的法律，还有立大宪法，也就是管理自己的。

北信君表示他要在东骑各地建立法庭，在国中以大城划分地区，一城一个大法庭，在郁郅还有一个大理司法庭。法庭分成两种，一种是民事的，一种是军事的，这就是要把军队从政治的体系里独立出来，军人犯法有军事法庭管理，平民犯法由民事法庭管理。

在中国，治政和法律是并在一起的，比如说县官，那些县官的主要责任就是处理民法，那些争执。这样县官的权力就会大很多，有的在古时，人们把那些县老爷叫青天，因为管理他们的就是头上的这一片的青天，他们叫父母，因为这些县官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现在北信君把它分开，县令只管治政，他们只管下达上面的命令，他们只管着真正的民政，比如说筑路，比如说建房，还有鼓励商家，其间的种种，此外，他们还会公布国府的法令，但他们不管理那些民事。什么死了人，丢了鸡，这些自有法庭管理。

“东骑现在有北定城，渭南城，桥山城，彭卢城，郁郅城，西海城……”北信君在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由于东骑军已经把朐衍全族打下来了。王良已经在东骑的版图上标注盐池城、银山城、中宁城、东胜城、榆林城、横山城、定边城、靖边城、白于山城以方便日后的管理。这些都是将要新建立的城，它们的兴建，标志着王良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钱花光光了。北信君有一句话，叫有多少钱，就要花多少钱，结果王良完美的实现了这一点。

“每个城都要一个大法庭一位法官，还要有一支司法刑兵他们没有金属武器，但有包着铜皮的刑棍，同时要有廉政公署，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人，本君会给他们配制武器。”北信君在此没有说廉政公署的武器是手弩。从铜皮棍到手弩这个差距太大了。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铜皮棍是为了对付那些普通民众，而廉政公署却是针对违法的官员。此外，在每个城里，北信君都会建立一支自卫民团，他们由城民们自己组建，他们不是军人。当执法力度不足的时候，可以由三府同时出令，也就是法庭、监察厅、城守牧共同出示印章，这样就可以调动自卫民团。他们可以抵制侵略，也可以解决巨大的争端。

“东骑施行定居农耕和放牧工作……”北信君说到了这里，愚饰邪不信的问：“牧民也可以定居？”北信君道：“只要他们懂得控制自己的牧群，那就可以！”愚饰邪笑道：“我曾去过燕国，见过那里的牧人，他们游动放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地的牧草是一定会吃完的，他们不游走，牧群就会受到限制……”这就是当时的游牧原因了。

草原牧民并非是不能定居放牧，在某种情况下，只要保证自己的牧群，不至于让牧群太多，那就会好！这是属于自然生态控制的。但问题在于，人的心是有贪欲的。牧人总是如此，他们不知道如何控制，或者他们知道却不想，看着自己牛羊成群，那山一样多的牛，那云一样的羊，从心里的舒服是让人难想的。可是问题在于……这样就必然会在短时间里把草吃光，如此就不得不游牧了，而这种所谓的游牧，就会导致他们没有抵抗力，往往一场风雪，或是一次引来的狼灾，那就全完了！牧民们的苦，就是如此，他们好不容易积蓄了自己足够的财富，但这种财富是没有保障的，也不利于保障，他们就是肉，是那些大部族的肉，他们会给轻轻松松的吞吃掉，成为别的部族的附庸！这是北信君最讨厌的，这也意味着司法制度的难以执行。想要进行法制的管理，就必须要让百姓真正的定居，有了定居，才会好的管理。不然，流动的牧民很自然的就会形成一个部族，北信君岂能容忍自己的地盘里有这种族中之族！

“他们必须接受管理，接受管理意味着接受保护，我们会教他们如何制造和创造财富，但不是说他们可以没有一点付出的享受这些，如果他们想用游牧来生活，我们会告诉他们生活的不容易！”北信君没有说恶语坏话，但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顺昌逆亡，没有道理好讲的，有的时候，你要行仁政，也是要用严苛的手段。北信君解释道：“只要控制住，就行！”

如果是儒家，一定接受不了，但是法家可以，愚饰邪可以，善愈、任弗、朴鄙、令考其、因之然、势必齐、韩多、比正、避纯粹等一众法学门徒都承认，善愈更是承认：“这是自然，民众大多无识，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反而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法！就如我们重惩恶徒，看起来用刑施法残忍，但是却也可以让那些民众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再晓以大义，如此民就可以安于治道了！”

北信君也坦言道：“的确如此，百姓大多不开化，他们没有知识，愚蠢无比，正常说的他们也不会懂，只有用法律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为重要的是，以此让他们学得知识，本君曾经说过，人有三大原罪，其一穷，其二弱，其三就是愚了，这个愚，也就是无知。治国之道，就是让百姓富庶，让他们自强，教他们知识。世人无知，不会农稼，每每种一地，毁一林，蠢笨无比，猪狗不如！现在还有很多人不会自己种田，所以我们要用法律，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告诉他们树木的重要。所以本君明令，但要用木者，一定要报备，伐一木，种一树，要让他们知道，私毁林木是大罪！当奴二十年！”

任弗吐舌道：“奴二十年？那是不是太重了？”北信君摇头道：“不，如果法轻，则民之不重，到时你偷伐一棵，我偷伐一棵！你可知道林木的重要？在草原上，多是平地，树木比性命还要宝贵，它们可以挡住风沙，保住地上的水与土，使青草长青，水流河道不断……那正是我们生活的根本！可是当我们把树无度的砍伐掉，到了那时，地上的土水就会流失，草也会秃掉，河流干涸，大地起裂，还会有无数的沙尘，到时，原本的草原就会变成戈壁荒漠……”说到这里，北信君就痛心无比！

必须承认，北信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环保主义者，他也许不仁，也许不善良，但他对自然却有着深深的感情。这可能是他在新疆的原因，在那里，北信君见到了什么是大地荒凉，无论现在怎么说新疆的美丽，那都是次要的，在北信君的心里，那里本来应该美上十倍的，再者说了，北信君认为人可能本就不该是这个世上应该存在的出现，北信君有一定的厌世情绪。在他的感觉里，人很大的程度就是在不停的破坏自然，我们人总是讲着与天地合为一体，但现实往往与之相反，我们只是在破坏而已，并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就在于人的密度太大了，这个密度决定了一切！

人们颂扬大唐的繁华，但那把整个西北旧秦地变成了黄土高坡！并且在唐朝的内乱里，秦地的百姓是最苦的，他们的男子从少年出征，长兵，一直到白头还不能回自己的家乡！杜甫说道是生男好，不如生女妙，生个女孩还可以嫁到邻家，生个男孩就要给抽丁去打那没完的仗！而到了明朝的时候，这里更是可怜，此地的兵吃最苦的兵粮，打最苦的仗，是皇帝的工具，那些权臣们只想着这里出强兵，却从不去想着改善这里的生活环境！最后，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把这里的三万边兵调到了山海关外让清军屠杀！而与会的其余军队却是当和自己无关一样的走人！直到这支军队全数战死！

“乱砍乱伐一定要重重的处罚，乱伐一木当奴二十年，此法一千年内不变！”北信君当即的指出人与自然的环境关系，他语破惊人道：“如果这个世界，由我们人类这样乱来，那本君令可这世上的人类死绝！我们生活在世上，是为了融入这个世界，而不是让我们毁灭这里！所以本君要让百姓生活富足，但同样的，不能破坏这里的环境！本君不想让后世的人指着一片发黄的土地告诉大众，这是我们的生活地！本君要留下的是一片片的黑土地，是广袤的森林！然后才是我们留下的城市与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