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伪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

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文程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

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

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

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

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其次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

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

所以，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的计谋，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几乎就是一夜之间，范文程便脱胎换骨，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但文笔间大有进展，而且上的折子何止是文字通顺而已，简直就是字字珠玑。

若是文字功力可以靠多读书积累出来，但军事政治方面的见识，除了天分以外，非得靠日积月累不可。可这个范文程却好像受到了神仙指点一般，在这两方面突飞猛进，先是推翻了过去自己提的那些建议，接着提出来的新的对朝政的见解，没有一个不是让人大为惊叹折服的。这以后，皇太极便一天也离不开此人了。

这种情况出现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忽然开窍了，可难道文字功底、军事、政治见解竟然能够同时开窍？难道原本一个在政治上鼠目寸光的人，居然突然能变成政治大家？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另外一种可能，便是他的身后有高人在那指点。

现在听刺客的这些话，后一种可能才是历史的真相了。

难怪，难怪，丁云毅心里想着，顺口问道：“那个范文程请来的人，叫什么名字？”

“吕燕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