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华的年纪已经大了，但是作为都察院的掌门人，不得不亲自跟踪此事。他有心把李明睿调过来，但李明睿在按察使的位置上甘之如饴，整日钻研皇太子殿下十二岁时候的著作《原法》，忙着做法学研究，这一年里非但写了《商君书衍论》、《管子窥》，还就弘治年间的《问刑条例》做了大量分析。

如果不是《皇明刊行法》的订立需要有人帮忙，李邦华想要“偶遇”李明睿都不容易。

倒是右佥都御使李振声听得很认真。他本来是要去河南出任河南按察使，但因为河南的整肃工作还没完成，现在就由司法介入会影响工作效率，所以朱慈烺将他留在了济南行在。虽然名义上是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但实际工作是副都御使。官场风传，只要回到北京，李振声很可能正式成为左副都御使，成为仅次于李邦华的都察院第二人。

“崇祯十七年正月的《罪己诏》有云：‘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此可为殿下背书。”李振声果然不愧进士之才，对于一年前的诏书仍能信手拈来。

吴甡赞道：“善。‘罪非朕躬，谁任其责’，这是圣天子自罪之辞，皇太子以此自刑，可谓恰当。”

“时间太久了。”孙传庭微微摇头：“时隔经年殿下方才自刑，恐怕更为人诟病。”

蒋德璟沉吟一声，职房中所有人都望了过来。他有条不紊道：“孙先生所言有理，不过除此之外也再无可借之力。某以为，不妨先行铺垫。”

“铺垫？”

“不错。”蒋德璟盯着手中的青花瓷茶缸，道：“圣上第一次罪己诏是崇祯八年，因为凤阳沦陷事；第二次是十年，因为久旱不雨事；第三次是十五年，东虏入寇山东，鲁国之变；第四次是十六年楚国之变；第五次是十七年正月闯逆迫城。”

“这五次罪己诏，无非两桩事：天灾，人祸。若是再加以细分，人祸之中又有：失陷祖宗陵寝、失陷宗藩、失落社稷。”蒋德璟一一列举：“孟子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而如今东虏以剃发令残虐我民，实在是比失落社稷更惨重的人祸。”

蒋德璟如此一说，就连貌似睡着了的李遇知都不由点头。

按照蒋阁老的逻辑，当初失落社稷时只认罪不自刑，是因为程度尚且不足。因为大明并未覆灭，仍有夺回江山社稷的可能性，所以也没必要自刑。然而现在东虏残虐黎民，已经是既成事实，而程度上尤甚于失落社稷，所以不得不自刑以谢天下。

“诚如殿下所言，天子不可被刑。由子代父，实乃大孝。”吴甡点头同意：“咱们得在舆论上将殿下断发与缇萦救父联在一起说。”

缇萦救父从汉文帝时候流传到今日，可见孝名威力之重。只要突出强调了“孝”，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论谁都只能仰视。

“这倒是一举两得。”李邦华清了清嗓子，道：“若是能成就殿下这份大忠大孝，那么断发的‘不孝’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江南某些人除了指责皇太子给皇帝扣罪名，还有些人将焦点聚集在“断发”行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