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都人花银子买袁崇焕的肉吃，对他恨之入骨，不就是因为袁崇焕抗金不力么？不就是因为袁崇焕的关宁铁骑跟在建奴大军之后追而不击么？不就是因为东虏杀掠得京畿百姓家家戴孝，户户披麻么？

才不过十五年，当日许多受害者仍旧在世，却没人想到要报此血仇，只要东虏能够留下他们的头发和脑袋就可以安心当良民。

是因为健忘么？

不，只是因为洪承畴点破的四个字：民心思安。

无论谁当皇帝，只要民众能够安生过日子就行。

所以，无论是闯王还是东虏，既然已经占据了北京，那就好好过吧。总不见得比“重征”皇帝还要糟糕吧？

事实则是：更糟糕。

多尔衮颁布了圈地令。

朱慈烺的蝴蝶翅膀终于在崇祯十七年的六月，刮起了一阵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旋风。

这其中的环节是这样的：

第一环：因为及时的鼠疫防疫政策，离京前的“藏富于民”，以及正一道士们的有心渲染，在京师产生了一种太微星君信仰，供奉的是皇太子下凡之前的法身——集合了岳王和关帝特征的中年神祇。这很快就引起了满洲贵族的担心，越来越倾向于厉行“剃头令”，从外而内控制百姓思想。

第二环：有了这样的压力，京畿百姓纷纷携家带口往南出逃。无论是先去山东寻得庇护，还是直接去南直隶，总比留在京畿剃发强许多。

人口对于满洲人而言就是生产资料，两条腿的财产。无论是哪一旗的旗主，都不可能坐视自己口袋里的财产逃掉。于是缉捕逃人法也被搬上了议程，之所以没有立刻施行，是因为中间还少了一个环节——定名止分。

只有确定了财产和主人的对应关系，才能确定“逃人”的身份，追回来的逃人也才能够归还其主人。

于是有了第三环：

满清政府绝不愿意像朱慈烺那样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编户齐民，他们的法子更加简单高效：跑马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