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时士大夫的考虑也不能说是全错，因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薄弱，很多事情是兴一事就坏一事。

比如商税，中央征十文，一个县一百多衙役加上一千多帮闲，就能把这个税收到一百文以上。

所以中央税制规定的越低，百姓受到的伤害就要相应的低一些。

这也是儒家统治的无可耐何之处，低效统治就只能从实际的情形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

“得看看新吏治下，实在的情形再说。”

第672章 尊荣

李贤身为内阁首辅，负有天下之望，有些事情，确实也不会轻易的做出决定。如果在邮传信息和治吏上果然有进步，而都察院的巡按和锦衣卫的廉政监察果真能杜绝原本的贪污模式，那么，不妨试一试提高商税。

至于地税，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当然，张佳木所说的地赋改革，倒是可以一试。

比如西北到陕北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个州府，上缴的粮食有限的很，不敢说年年有灾，十年倒有八年要报灾异。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罢。

以当时全国统计一千多万顷土地的规模，再加上一年超过三千万石的粮食收入，提出这个地赋全免的计划，虽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实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赋税的，数字多的时候，一年收入加起来不过四千万石左右，免除的地赋却在五六百万石，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竟接近三分之一。

这种免税，其实原因很多。

灾荒减赋和免赋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干脆借着免赋一风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别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带了。

那里士绅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没有办法和本地士绅对抗，一个大士绅一年该上缴六百石的赋税，但他抗着不缴，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员也拿这个士绅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