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寿的用心良苦，蔡昂也是甘之如饴，他捻须笑道：“其实，也无非就是做学问，写文章罢了。就拿这修撰一职来说吧，修撰，顾名思义，就是以修撰文章为主，如果要细分的话，其中也有高下。”

“古往今来，无论王侯将相，对身前身后之名，都重视有加，所以，最上者，无过于秉笔青史，流传后世。”

“当然，修史耗时漫长，又有诸多先贤佳作在，对名声虽多有助益，但弊端也是不少。若能参与修撰前朝史籍，自是再好不过，奈何武宗实录已成，与你有同乡之谊的那位谢侍郎，正是因此而贵，现在可修的，怕是只有众皆弃之的伪元史了。”

“经史向来相提并论，先贤已渺，经典自是难以再现，不过，给经典做注，却也不失为养望的上佳途径。只要经注做得好，随着经典流传于世，成就未必在修史之下。”

“再次，则是撰文写赋，针对时弊朝局，发表心得。如果看得准，倒也不失为扬名之道，不过，其中风险也是不小，刘修撰当慎查之。”

“最次，则是写诗词，收录成集，发行于世，也能有所成就，只是不会太高，除非写的是青词。”

蔡昂一番长篇大论，也算是推心置腹。行行皆有学问，即便是翰林院这样的清闲衙门中的某个职位，涉及的门道也不少。

史官的名声，比多数皇帝都大，就是因为他写的东西流传下来了，上面有他的名字，因此知名度高。儒家经典的道理也是一样，但这两样都需要很高的水准。

写历史不消说，越近的时代，资料就越详细，就越容易出彩。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写的很好，和写史记的司马迁难分轩轾，但若让他去写史记的内容，他肯定不如司马迁，因为太久远了，他查不到那么多资料。

明朝的国策，对外相当的强硬。所以，伪元的史书，就成了老大难，谁也不愿意费神费力的写这吃力不讨好的东西。所以，修前朝的实录是美差，修元史是老大难，再往前推，资料又不好找。

修史这条路只是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走不通。而给经典做注，技术含量不是一般的高，非士林大儒不敢动笔，研究这个的人太多了，一旦破绽，立刻就会被骂成筛子。

蔡昂认为，剩下的两项才比较适合刘同寿。

刘同寿的优势是枪手多，出文集自然是上策，尤其是时事评论类的，就跟会试时一样，他把握方向的能力无人能及，这个厉害啊。

至于写诗词，这是最无奈的选择。别说刘同寿手下没有什么太出名的诗词才子，就算有，而且达到了唐宋时期那些诗人的高度，一样没用，明朝就没人重视这个。

现成的例子摆在那儿，唐伯虎写的诗文不错吧？但他真正赖以成名的，前期是他的制艺，后期是他的画作，诗才？那是什么？业余爱好也值得拿出来一说？

这就是明朝的世风。

听完了蔡昂的说明，刘同寿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