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渭东来后，燕京的中枢系统越发完善，政府方面，有郑渭总领政务院，下面张毅范质李沼三个执政，个个位高权重，处于强势地位。

枢密院这边，因为统兵权重，所以按照规制需由一名通军事的文官掌院，不得由功勋卓著的武帅出任，所以天策尽管军威无敌、名将云集，枢密使一职却是空缺，只有两个在军方处于边缘地位的副枢密使，在声势上完全无法与郑渭抗衡。

翰林院这边除了冯道之外，还多了一位武学士丁寒山、一位商学士奈布、一位法学士张中策——这是张迈临走之前加进来的。其中奈布是胡汉混血且汉家血统已经很少的大商人，那个张中策于士林之中名不见经传，却是在凉州地区最早的一批老资格法官，有将近十年的执法经历，为人中正，断案严明，甚得地方上父老的尊敬。

张中策也就算了，虽然并无文名，听说做法官之前毕竟还是读书人，草圣张芝派下子孙，中原士林勉强也还能够接受。但对于武人和商人进入翰林院，燕京士林当初的反应就极其激烈，认为这是有辱斯文，冯道也颇有微词，但张迈却不管他们的反对，并且对冯道说了自己的规划：在未来翰林院除了掌院大学士之外，下面将设各科学士以备顾问，每科一到二名，备问文化的文学士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者不但包括涉及军事的武学士，还有涉及法律的法学士，涉及工业的工学士，涉及商业的商学士，涉及农业的农学士，涉及数学的数学士，涉及医疗的医学士，涉及格物的格物学士等等。

作为学术顶层的翰林院如此分科，作为正在建设的各级学校也是如此。学校用以培养人才，科考用于遴选人才，冯道这才知道，张迈所要建立的科举取士，再也与过去偏重诗词、文章、策论的科举不同了，科举科举，竟是真正要分科举士了——其实这倒是“科举”的本义了，隋之科举就包括“才堪将略”（军事）和“膂力骄壮”（武术），唐之科举更包括明法（法律）、明算（数学），只不过后来的发展中各科偏废，让明经、进士两科为世所重，最后更是进士科独大，“分科举士”变成“进士举士”，这才遗祸天下。

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大学者，冯道自然明白科举的这种演变轨迹，知道张迈的这个决定从某种意义上乃是“复古”，但于复古之中又有所推进创新，所以也就没有激烈反对了。

……

天策十年秋，曹元忠无意间发起的这次廷议，是廷议规制定下来后，天策大唐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廷议，廷议连座位也是有礼制规划的——政务院的人坐在正东，枢密院的人坐在正西，翰林院的人在东北，监察台的人在西北，南面是留给纠评台系统的，这次没有参与，正北方有个宝座是给天子留着的，这时也空着。

东木位掌生，西金位掌杀，君在北，民在南，君之两侧为协肋，华夏文化博大精深，通常光座位就将几方面的政治地位也表明了。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政务院四重臣，枢密院两位副枢密使，翰林院的掌院大学士与三位议政学士，以及监察台的都御使魏仁溥。会议中有四个主位，天子位、万民位和大司马位都空着，宰相位上的郑渭就成了这次廷议的主席。翰林院是顾问系统，监察台是监察系统，都是附属。

少司马位上的曹元忠作为发起人就说了近来之事，希望各方出力，将流言压下去。

“压？怎么压？”

说话的是执政位上的李沼，他十分敏感，这次的事情他也不是不知道，但如果动手，牵连得最多的必是河北士林，所以他不愿意此事扩大。在免税令事件中他在后期虽然果断地站在了张迈这一方，但并不意味着他背叛了河北士林，相反那次事件只是河北士林的一次洗牌，不识时务者因之沦落，识时务者趁势而起，成为了河北士林新的主宰，而李沼也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曹元忠道：“这次谣言的背后，有境外势力的介入，我的意思是追踪寻源，将可疑的人监控起来。”

李沼道：“有实证没？”

曹元忠皱了皱眉头：“流言这东西，来无影去无踪，我们也只能靠着各种推断来测定而已。但什么人忠，什么人奸，就算没有证据，我们心中其实也清楚着。”

李沼道：“是忠是奸，有罪无罪，都要讲究证据。没有实证，那就是莫须有。只因一个谣言，就以莫须有之罪用之国内，乃是妨碍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大唐立国以来，可还没听说有因言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