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质赞道：“果然不愧是石晋之良臣也，虽然风骨甚差，政务却是熟悉！”

桑维翰听了这话，似在赞自己，又似在贬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不过儒门中迂腐者大多五谷不分，能像自己一样知道农田亩产多少的，在场文人只怕也没几个，不由得微微得意。

却又听范质道：“今洛阳之良田，若农时不误，折合成我天策唐制，一亩小麦地，上田一般是三百九十斤上下，中田一般是二百八十斤！”

古代的度量衡，历代都有变化，每逢皇朝建立，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标志，天策政权下的度量衡早已建立，而且随之丝绸之路而影响四方，现在就是洛阳的商家，有许多也都是用起了“唐尺”、“唐斤”——这一方面因为唐尺、唐斤、唐斗的应用范围更广，石晋、孟蜀、契丹以及远西的天方、南亚的印度都各有各自的斤斗尺寸，若各用各的不免混乱，而使用居中贸易的天策度量则没有问题；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策的度量衡制式更加标准化，东则秦州、敕勒川，西至河中、印度，每一座城镇都有至少一套作为标准的度量衡器，包括尺寸、斗升、斤两。所以往来商人进行贸易时，用天策的唐尺唐斤，比用中原的更加方便。

天策政权的软实力影响，其实比其军事实力走得更远！

范质继续道：“中唐之时，按李翱笔迹所记载，近畿中田亩产约折合三百二十斤，比之汉时，亩产提高了约四分之一弱，而在汝石晋治下，近畿中田之亩产，又回落到汉朝时的水平。”

在场文士，听到这话相顾骇然，范质能够从史籍之中寻找出汉朝、唐朝的中等田地的亩产并不奇怪，在场文士个个都是学者，只要愿意下工夫谁都有这个能耐。

但作为一个“外国使臣”，竟然比他们还更清楚洛阳近郊的具体亩产，这就叫人骇然了！就是桑维翰这等能臣，对于田亩的亩产也没法精确到这个地步！

冯道、赵莹等人也无不心头一凛，几个大儒对望一眼，均寻思：“张龙骧果然志在天下！”

天策政权的文臣构成，正如桑维翰所指出的，的确是儒家氛围不足，以凉州中枢的大臣与洛阳相比，文化底蕴要差得多，但在张迈的领导下，务实层面却是超过不知多少倍！尤其是在数字量化的管理模式上，更是远远走在石晋政权的前面，所以范质西行以后，读诗文的时间少了，务实的政务却接触得多了，这时一对阵，谈到实务层面，就是桑维翰也落了下风。

范、桑之间的文斗，也不仅仅是两人文化修为智慧高低的比拼，更是彼此政权软实力的一个体现，若是范质没有西行，没有融入到天策政权之中，没有浸淫天策大唐的政治文化并改变自己的知识构成，今天范、桑的对决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范质又道：“然则我甘陇之田亩，诸位可知是多少？前唐时，凉州近郊中田，亩产约三百斤左右，河西胡化之后，农事荒废，亩产大幅度回落，至我唐军规复故土，大兴农业，开水利、用肥料、养田力、选良种，百工精思，大造农具，用老农集思广益，而后广派农事巧匠，深入乡村，授力田技术，故凉州之中田也，如今亩产已不下四百二十斤！兰州之中田，产量亦有四百斤以上。同样是这片土地，同样是汉家农人，吾唐治下，亩产不但比起前唐有所进益，比之汝晋更是普遍高出三四成以上，汝之农业较之前唐削减，吾之农业，较之前唐更进，亏得你桑枢使还有脸在这里说我天策轻农！”

这番话说出来，桑维翰不禁为之语塞！虽然范质所说的数字他们还没核实过，但这是只要调查一番就做不了假的，谁敢在这种场合信口胡言？

范质又道：“至于以肉食者来指责吾唐者，则更是好笑！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即先贤所期待的仁者之世——则吾儒吾汉，非不食肉也，乃无能为也！今吾唐治下，肉食参半，棉花为衣，羊毛为裘，非独富贵者，中产以上皆可衣之，则孟子若临河西，必大赞吾唐之隆盛，臻于仁政矣！”

桑维翰，一时缓不过气来。他倒不是辩才输给了范质，而是范质用来压制他的，全都是天策实打实的政绩！在事实面前，有时候言语与文才都会显得无力。如果双方口才悬殊也就罢了，偏偏彼此才力相当，有政绩为底气的范质就占了上风！

李崧哼了一声，道：“天下财货，本有定数，如天策偏居一隅，怎么可能就能超迈汉唐、臻于孟子所言之隆盛治世！这番言语，要么就是阁下虚夸，要么就是其中有诈！”

范质笑道：“是否欺诈，待我为阁下细细论之。我河西凉兰甘肃沙瓜六州，不计军户，共有户口约八万八千多户，口五十一万。六州之畜，以官府所能掌控计，牛六十万头，羊二百四十万只，猪存圈者九十八万，如此，则人均而有牛一头有余，有羊近五头，有猪近两头。鸡鸭之属，每户存于圈者至少十只。如此则半农半畜之家，何愁不能吃肉？至于棉衣之产，年四万件，羊毛裘袍，年两万领，积以数年，则河西之地，何愁不能衣帛？遑论河西，就算是秦州，度过战后荒年之后，中产以下之家也必有此生活。”